人物 Interview

從傷痕中長出了花─黎煥雄談《台北爸爸,紐約媽媽》舞台劇初登場

文字如何在舞台上呈現?時間軸如何在空間中疊合?尤其,一本橫跨數十年以私密絮語,殘酷又溫柔、勇敢而哀傷的家族故事該如何精煉改編?且看導演黎煥雄如何將甫獲 2012 台北國際書展大獎的《台北爸爸,紐約媽媽》搬上舞台,在半虛構的情感荒原中,呼喚重生的力量。

採訪整理/張慧慧

「……很少有創作者那麼幸運,可以同時寫字與造像,一年又一年和往事相處,在倉皇隧道的底處見著光,恍然發現所有死去的和活著的一起在光裡團聚,相互凝視,一刻都捨不得離去。在世界的盡頭,一個新的家屋浮現。我隔著光望去,滿心感激。」

─ 陳俊志《台北爸爸,紐約媽媽》 
 

長年關注同志議題的紀錄片導演陳俊志,2011 年初出版《台北爸爸,紐約媽媽一書》,溫柔且無所畏懼地解剖家族的內裡,在荒煙蔓草中召喚時代的記憶。「這不單是他自己如何找到自己的私歷史,也是一整代八○小孩未被關照的隱藏傷痕,如此憂傷動人,又痛著的青春暴動。」劇場導演黎煥雄簡單地在推薦文中這樣寫著,疼痛地看著陳俊志直白袒露地揭開那些讓人不忍卒睹的瘡疤。傷痕尚未結痂,但卻在呼吸的縫隙中,長出了原諒的勇氣。
                                    
擅於將文本搬演至舞台的黎煥雄指出,在此書付梓前,他即於《中國時報》初次閱讀陳俊志的文字,當下深受震撼,故事中 19 歲便猝亡的姊姊,是他架構一個龐大舞台敘事想像的起點。近期改編自小說的舞台劇,將在國家戲劇院進行演出。因此,MOT/TIMES 希望能藉由與導演的對談,讓讀者一窺「文本 × 劇場」交互作用所產生的能量。
 
Q:從詩人到劇場導演,能否談談文字創作與戲劇創作,對您的意義分別為何?
 
A:文字是自己與自己對話,它可以很私密、很個人,沒有即刻性與現場性,而我過往更選擇一個偏門的「現代詩」鑽研,詩當然有它的現實關心,但它可以很自由、任性地存在,是無社會感的;相對而言,劇場是跟著一群人創作,有很多「現場」的因素要注意,比如排練、對話或最後表演呈現的現場。「現場」與空間、時間相關,劇場必須具備社會存在感,就我自身而言,就像是一個學做人的過程。
 
Q:您的舞台創作多由文本轉譯為舞台,請問在眾多優秀的創作中,您如何挑選文本?
 
A:過去我的舞台創作,有將近三分之二與文學改編相關,比如改編自陳映真、駱以軍的作品,但 2003 年與幾米合作《地下鐵》時,則是首度與非文學性作品的繪本合作。我想,很難明確地說過去這些文本中究竟是哪一方面吸引了我,有可能是文字中的晦澀感符合我的喜好,或是因生命中不同階段的使命感驅策,就會借用這些文本表述自己的生命狀態。在挑選文本上,我更注重的是與文本的對話,也就是說,我可以跟這些原著「交換」些什麼。比如在《地下鐵》,我把《愛麗絲夢遊仙境》與卡夫卡文青式的黑色焦慮帶給了幾米;而你可能會問,這次,我打算帶給陳俊志什麼?
 
我打算回報給他,那些從半虛構之間長出的、對傷痕的平復,與比他書裡所呈現原諒還要多的原諒,或讓更多人找到原諒的可能性。
 
Q:陳俊志所撰寫的家族私史《台北爸爸,紐約媽媽》多以片段的場景拼組其生命歷程,台北/紐約、過去/現在、旁觀敘事/私密竊語疊層交織成多層次的龐大結構。請問您是如何將此橫跨數十年的時間軸文字轉譯為舞台表演?
 
A:我認為,舞台作品的表達是由行動、身體與視覺所構成,雖我一開始並不想用太多的比例來使用影像與多媒體,但在陳俊志的文字架構裡,這種表現是無可避免的。比如你要怎麼去描述哈德遜河、童年圍在電視機前的記憶等,表述這些文字濃度相當高的片段,影像就會成為很好的支撐與補充,但也不是很寫實、白話地去呈現。
 
在舞台上,傾向於一種「巨大結構」的設計表現,橫跨舞台 4 米高的天橋是視覺的主體,龐大又不可移動,對應於人身處其中的比例,成為我觀念性的基底,貫穿了整個作品。這座天橋既像是在紐約,罩下燈片時,又像是台北街頭的景色,這就完成了某種結構,代表著溝通與對話如何延伸;又譬如舞台兩側設有防火逃生梯的意象,隱晦地反映家庭內部每個人都想逃的出口,反而「家屋」則是非常象徵性,就像兩個小火柴盒,渺小又脆弱,基本上就是從這些元素去組合出超過 20 年時間的變化,與兩座城市角落空間的事件。
 
Q:從繪本、小說到劇場,您如何在有限舞台空間的規劃與設計上,呈現可能在圖像與文字才有可能形塑出的時空感?
 
A:當然,文字比較容易呈現時空的轉變,但在舞台上,當你呈現任何一個時空的跳動與轉換,觀眾其實有一種約定俗成的默契去承認舞台的時空表現。有趣的是,若在時空跳接時,將場景與場景之間的「縫隙」若隱若現地讓觀眾看見,而非燈暗、降幕、換景的表現,舞台上其實會呈現一種相當迷人的錯置感,觀眾可以看到時間重疊的樣子,這種特質反而是電影、繪本、文字所無法呈現的。
 
比如《台北爸爸,紐約媽媽》,即便我已經將書中流動的時間簡化、集中處理,書中不斷交織的紐約/台北、心裡空間/現實空間……,如此複雜且跳躍的時間感,在舞台設計上就必須選用象徵化的結構,才能容納與表現文字的流動感與非寫實性。
 
Q:從實驗劇場到當前您的劇場作品,當中存在相當大的差異,能否談談轉折與演變的經歷?
 
A:我想,我已經回不去「河左岸」的時代了,那些最親密、最激發我本質的熱情的戰友們早在十幾年前就開始陸陸續續地拋棄我了……(笑)
 
雖然,「河左岸」回不去了,但我還是盡力地把那時的某些精神給保留下來,比如去年9月《星之暗湧 2011》重建了最早在河左岸時期的演出,此些年輕的演員除了要去了解台灣的歷史外,也必須去了解河左岸的理念與貼近當時對戲劇的想像,「復刻」是有可能的。而且我也並非就此不做小劇場,目前的規畫是「兩大一小」的創作頻率,在大/小、新/舊間保持創作的能量。小劇場的精準與集中依然是我很喜歡的部分。這次《台北爸爸,紐約媽媽》在國家戲劇院演出,每場觀眾有近 4000 人,這樣的空間感跟小劇場是截然不同的。我認為,不同的空間就必須要選擇不同的文本、行動、演員、語言與觀眾進行溝通,此些差異性也是劇場創作有趣且有生命力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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