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文化協會一百年,看見戰前臺灣藝術黃金年代的重要文化推手
今年(2021)是臺灣文化協會成立 100 週年,文化部與文化總會以「百年追求」為一連串紀念活動的核心主題,日前公布的主視覺,以 100 種台灣文化圖騰,象徵不同領域的多元交會。100 年前的臺灣藝壇百花齊放,誕生許多傑出畫家,而他們之所以能夠持續創作生涯,是因為背後有著許多願意不求回報、長期支持藝術家的人,藝術家才得以能夠無後顧之憂地持續創作。
中央書局的「斜槓青年」張星建
1927 年,文協的重要據點「中央書局」開始營運,年僅 23 歲的營運部主任張星建,成為推動台灣美術與文學發展的靈魂人物。他除了打理日常店務,也參與文學雜誌《南音》、《台灣文藝》的編務,店內並經常舉行洋畫講習會、音樂會、舞蹈演出等活動。張星建也為畫家舉辦畫展,更運用其人脈為這些有才氣的畫家找尋金主。張星建常帶著畫家拜訪林獻堂,邀請他前往看展、購買畫作、支持畫家,當時獲得林獻堂資助的畫家,少說有數十位。
中央書局。(圖片來源:作者余如季,中央書局。典藏者:余立)
中央書局。(圖片提供:文化總會)
林獻堂、楊肇嘉,心繫台灣文化的富家子弟
林獻堂自 1920 年代即投身台灣民主運動,參與創立文協,文協的核心精神便是「文化向上」,因此除了關注政治與社會制度之外,他對於台灣的藝術發展也十分用心,在張星建的努力下,文學雜誌得以順利出刊,藝術家能夠出國留學,甚至得以溫飽,都要拜林獻堂之賜。
林獻堂。(圖片來源:臺中市政府文化局典藏)
另一位原為佃農之子,後過繼給清水首富的楊肇嘉,也於留學日本之際體認到民主對台灣的重要,因而積極支持各種藝文活動。對楊肇嘉而言,這些活動不只是單純的文化軟實力,更是彰顯民族自信心、與日本人一較高下的機會。
最著名的例子,便是他曾高價委託李石樵繪製一幅 200 號大小的家族肖像畫《楊肇嘉氏之家族》,這幅耗時半年的巨作後來入選日本帝展,轟動一時,甚至連日本天皇都好奇詢問「畫中人物是誰?」因而讓楊肇嘉感受到一幅傑出畫作的影響力,遠超過街頭演講所能及。
楊肇嘉全家福。(圖片來源:臺中市政府文化局典藏,CC BY-NC-SA 3.0 TW)
前排坐者:楊肇嘉(左三)、林獻堂(左四)、蔡惠如(左五)。(圖片來源:臺中市政府文化局,CC BY-NC-SA 3.0 TW,發佈於《開放博物館》)
「山水亭」的王井泉與放棄畫筆的倪蔣懷
台北大稻埕是另一個文協年代藝文人士的集散地。與張星建同年的王井泉,很早就加入文化協會推廣的新劇運動,並在永樂町(現延平北路與民生西路口)開設台菜餐館「山水亭」。膠彩畫之父林之助曾形容經常請藝術家吃飯的王井泉是「好好先生」,台陽美術協會的成員也以山水亭為據點活動。
王井泉同時是張文環等人創辦的《台灣文學》雜誌最大贊助商,甚至連雜誌地址都掛在山水亭,《台灣文學》經常刊登畫家動態,而當山水亭營運困難時畫家則捐畫義賣,箇中情誼令人感佩。
其中一位經常出現在山水亭的畫家是倪蔣懷,他師從石川欽一郎,後與基隆顏家之女顏對結婚。原本他也想出國留學精進畫藝,但石川欽一郎卻勸他留在台灣,因而這位水彩畫家毅然放棄理想和教職,進入顏家的煤礦產業,其後開始資助和他當年一樣懷抱留學夢的青年,與陳澄波等人創立「七星畫壇」、成立台灣水彩畫會、辦展覽、更於 1929 年獨資成立「台灣繪畫研究所」。雖然研究所只維持了兩年,但在此聚集的師生,都為台灣畫壇開創出新的面貌。
在那個還不知何謂「藝術經紀」的年代,張星建、王井泉憑著對藝文的愛好與熱情,為青年藝術家穿針引線;而林獻堂、楊肇嘉、倪蔣懷等企業家,則為台灣文化發展慷慨解囊,才得以成就戰前台灣的藝術黃金年代。
文化部與文化總會為紀念文協百年,籌辦一系列紀念展演活動。(圖片提供:文化總會)
1927 年,文協的重要據點「中央書局」開始營運,年僅 23 歲的營運部主任張星建,成為推動台灣美術與文學發展的靈魂人物。他除了打理日常店務,也參與文學雜誌《南音》、《台灣文藝》的編務,店內並經常舉行洋畫講習會、音樂會、舞蹈演出等活動。張星建也為畫家舉辦畫展,更運用其人脈為這些有才氣的畫家找尋金主。張星建常帶著畫家拜訪林獻堂,邀請他前往看展、購買畫作、支持畫家,當時獲得林獻堂資助的畫家,少說有數十位。
中央書局。(圖片來源:作者余如季,中央書局。典藏者:余立)
中央書局。(圖片提供:文化總會)
林獻堂、楊肇嘉,心繫台灣文化的富家子弟
林獻堂自 1920 年代即投身台灣民主運動,參與創立文協,文協的核心精神便是「文化向上」,因此除了關注政治與社會制度之外,他對於台灣的藝術發展也十分用心,在張星建的努力下,文學雜誌得以順利出刊,藝術家能夠出國留學,甚至得以溫飽,都要拜林獻堂之賜。
林獻堂。(圖片來源:臺中市政府文化局典藏)
另一位原為佃農之子,後過繼給清水首富的楊肇嘉,也於留學日本之際體認到民主對台灣的重要,因而積極支持各種藝文活動。對楊肇嘉而言,這些活動不只是單純的文化軟實力,更是彰顯民族自信心、與日本人一較高下的機會。
最著名的例子,便是他曾高價委託李石樵繪製一幅 200 號大小的家族肖像畫《楊肇嘉氏之家族》,這幅耗時半年的巨作後來入選日本帝展,轟動一時,甚至連日本天皇都好奇詢問「畫中人物是誰?」因而讓楊肇嘉感受到一幅傑出畫作的影響力,遠超過街頭演講所能及。
楊肇嘉全家福。(圖片來源:臺中市政府文化局典藏,CC BY-NC-SA 3.0 TW)
前排坐者:楊肇嘉(左三)、林獻堂(左四)、蔡惠如(左五)。(圖片來源:臺中市政府文化局,CC BY-NC-SA 3.0 TW,發佈於《開放博物館》)
「山水亭」的王井泉與放棄畫筆的倪蔣懷
台北大稻埕是另一個文協年代藝文人士的集散地。與張星建同年的王井泉,很早就加入文化協會推廣的新劇運動,並在永樂町(現延平北路與民生西路口)開設台菜餐館「山水亭」。膠彩畫之父林之助曾形容經常請藝術家吃飯的王井泉是「好好先生」,台陽美術協會的成員也以山水亭為據點活動。
王井泉同時是張文環等人創辦的《台灣文學》雜誌最大贊助商,甚至連雜誌地址都掛在山水亭,《台灣文學》經常刊登畫家動態,而當山水亭營運困難時畫家則捐畫義賣,箇中情誼令人感佩。
其中一位經常出現在山水亭的畫家是倪蔣懷,他師從石川欽一郎,後與基隆顏家之女顏對結婚。原本他也想出國留學精進畫藝,但石川欽一郎卻勸他留在台灣,因而這位水彩畫家毅然放棄理想和教職,進入顏家的煤礦產業,其後開始資助和他當年一樣懷抱留學夢的青年,與陳澄波等人創立「七星畫壇」、成立台灣水彩畫會、辦展覽、更於 1929 年獨資成立「台灣繪畫研究所」。雖然研究所只維持了兩年,但在此聚集的師生,都為台灣畫壇開創出新的面貌。
在那個還不知何謂「藝術經紀」的年代,張星建、王井泉憑著對藝文的愛好與熱情,為青年藝術家穿針引線;而林獻堂、楊肇嘉、倪蔣懷等企業家,則為台灣文化發展慷慨解囊,才得以成就戰前台灣的藝術黃金年代。
文化部與文化總會為紀念文協百年,籌辦一系列紀念展演活動。(圖片提供:文化總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