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聞天祥開講】穿越柏格曼的電影世界
燈光暗下,螢幕亮起,你坐在漆黑的戲院裡,真實人間與虛幻影像疊合,你時不時地或落淚或微笑或膽戰心驚 (當然也有可能極度無感而沉沉睡去)。你想,真實人生大抵與此相距不遠,過了一些年歲,你開始漸漸懂得瑞典名導柏格曼 (Ernst Ingmar Bergman) 在影像中所處理的,大量痛楚與陰影,憂鬱與絕望,然而,要理解大師如何使用時代的語彙與世界對話,就不能不看即將開始的 2012 台北電影節所引介柏格曼的 9 部長片。日前,知名影評人聞天祥曾於 2012 展前展舉辦「瑞典電影大師:柏格曼」講座,將柏格曼波瀾壯闊的人生旅途階段性地拆解,透過台北電影節特別整理記錄下的文字,讓錯過講座的你,也能既輕且重地,側面貼近名導的生命歷程……
在柏格曼作品中,呈現人類對神和宗教恐懼的顯著標記,在《野草莓》中,透過遠距離的鏡頭,充分顯示溝通並未完成的訊息,也以此透露出人類不時追求的救贖,以及不圓滿的人生常態。
柏格曼並沒從大學畢業,被電影公司找去當編劇的他,一邊寫公司給他的案子,一邊寫自己的劇本,都是改編他自己先前創作的小說,但諷刺的是,他自己的劇本先被拍成電影,也就是由瑞典大師阿爾夫史約柏格 (Alf Sjöberg) 執導的《折磨》(Torment, 1944,將於本屆台北電影節的「經典重現」單元中放映),本片的結局相當不被我所信服,柏格曼在後來的自傳中亦有提到,當時電影公司認為原本的結局過於晦暗,於是改成邁向驕陽、充滿希望的結局,但這種案例在影史上已屢見不鮮,看得出作為影響《折磨》的德國經典《卡里加利博士的小屋》(The Cabinet of Dr. Carigali, 1920) 也曾被要求更改結局,但往後的崇高地位,這些改變也不全然是不好的。
柏格曼透過作品深刻表達他的叛逆,以及對生命的不理解,在他導演生涯中,最有趣的便是《夏夜的微笑》(Smiles of a Summer Night, 1955) 榮獲坎城影展史上空前絕後的「最佳詩意幽默獎」。但大師也非都從一開始就一帆風順,柏格曼在拍攝首部導演作品時,就如其作品名《危機》(Crisis, 1946,將於本屆台北電影節的「對望‧柏格曼」及「名導初體驗」單元中放映) 般多災多難,這部描寫一個女孩受到誘惑、隨著親生母親到了大城市,並與母親愛上同一位風流公子哥的故事,除了相當通俗的戲劇化情節外,也能明顯看出柏格曼的舞台劇背景。
大師經典,從《野草莓》開始
柏格曼受到瑞典早期大師維多斯約史卓姆 (Victor Sjöström) 的影響甚鉅,因此他們合作的《野草莓》更是別具意義。柏格曼在撰寫《野草莓》劇本時,並沒有以斯約史卓姆為藍本,但仍在電影公司的建議和牽線下,促成這段留名影史的佳話。
雖然沒有刻意模仿,《野草莓》開場時,空無一人的街道、馬車和死神的形象,都看得出斯約史卓姆早期經典《幽靈馬車》(The Phantom Carriage, 1921,將於本屆台北電影節的「對望‧柏格曼」單元中放映) 的深遠影響,本片也是柏格曼心目中的十大傑作之一。這個啟發,被柏格曼轉化成更青出於藍的原創作品,而斯約史卓姆在角色中注入的智慧和溫煦,恰好和柏格曼的叛逆與憤怒,達成一個完美的平衡點。
大師開啟大師,瑞典新電影浪潮
在 60 年代,在法國新浪潮代表人物楚浮 (François Truffaut) 和高達 (Jean-Luc Goddard),以及英國名導林賽安德森 (Lindsay Anderson) 等人帶起的風潮下,柏格曼不盲目追隨時下潮流的風格,受到瑞典影壇的強烈批判,但反觀許多國家也不乏相同案例,例如日本影壇就曾將黑澤明 (Akira Kurosawa) 的《亂》(Ran, 1985) 選為年度最爛影片,台灣本地的例子更比比皆是。當時的另一位瑞典代表導演波韋戴貝伊 (Bo Widerberg) ,就曾強烈批評柏格曼的作品,認為電影不該只是艱深難懂,還必須裹上一層誘人的糖漿,這項聲明在他的名作《鴛鴦戀》(Elvira Madigan, 1967,將於本屆台北電影節的「經典重現」單元中放映) 中最顯而易見。
然而,反對柏格曼的聲浪和法國新浪潮掀起的歐洲電影風潮,也帶動了對瑞典影壇相當重要的瑞典新電影,波韋戴貝伊的另一部名作《底層人生》(Raven's End, 1963,將於本屆台北電影節的「對望‧柏格曼」單元中放映),曾入圍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是一部傳說中有導演自傳色彩的電影,是柏格曼心目中十大電影名單上唯二的瑞典電影之一,敘述一個面臨人生瓶頸的作家,必須做出勇於擺脫底層背景及上一代陰影的關鍵突破,雖然與柏格曼的作品大異其趣,也不啻為一部有著英國寫實主義的「廚房水槽電影」(kitchen sink drama) 風格的傑作,兩人對瑞典影壇的影響皆十分深遠。
大師的繆斯們,生命中的靈光
柏格曼在 70 年代被瑞典國稅局調查,從此憤而不在自己國土上拍片,轉而尋求鄰國挪威與德國 (當時西德) 的資金,另一經典《秋光奏鳴曲》(Autumn Sonata, 1978,將於本屆台北電影節的「對望‧柏格曼」單元中放映,可與《我心深處》對照觀賞),便全部在挪威拍攝,也象徵了瑞典兩大Bergman──柏格曼和一代女星英格麗褒曼 (Ingrid Bergman,由她主演的《女人的臉孔》將於本屆台北電影節的「經典重現」單元中放映) ──的聚首合作,加上同樣演技精湛的麗芙烏曼,張力十足地犀利剖析母女關係。
提到瑞典的美麗女星,絕不能不提堪稱影史上最美麗的女星葛麗泰嘉寶 (Greta Garbo,由她主演的全默片《葛斯塔伯林物語》將於本屆台北電影節的「經典重現」單元中放映),在鑽石般閃閃發光的絕世面容下,還兼具和當代演技天后梅莉史翠普 (Meryl Streep) 一樣的演技深度。
柏格曼的忠實追隨者伍迪艾倫 (Woody Allen),也是一個很會在銀幕上塑造自己心愛女人形象的大師,他在歐洲導演於美國當道之際,以融合歐洲電影影響並不失美國文化的《安妮霍爾》(Annie Hall, 1977) 勇奪奧斯卡最佳影片、導演和原著劇本三項大獎,並使他當時的女友黛安基頓 (Diane Keaton) 榮登奧斯卡影后,但不隨波逐流的他,隔年就推出向柏格曼致敬,風格從虜獲大眾的喜趣,驟變為疏離嚴肅的《我心深處》(將於本屆台北電影節的「對望‧柏格曼」單元中放映,可與《秋光奏鳴曲》對照觀賞),雖亦入圍奧斯卡,但還是直至多年後的《漢娜姊妹》(Hannah and Her Sisters, 1986) 才再度拿下最佳原著劇本。
在柏格曼封刀不拍電影之後,伍迪艾倫邀請柏格曼從《裸夜》(Sawdust and tinsel, 1953) 一路合作下來的御用攝影師斯汎尼克維斯特 (Sven Nykvist,自己也曾任編導,曾編寫並執導由麗芙烏曼主演並入圍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公牛》)與他合作,兩人最為人津津樂道的關係,就是不計兩人都和知名女星米亞法蘿 (Mia Farrow) 前後交往,在短短三年內,合作了《另一個女人》(Another Woman, 1988)、《大都會傳奇》(New York Stories, 1989) 中的第三段《伊底帕斯災難》(Oedipus Wrecks),和《愛與罪》(Crime and Misdemeanors, 1990)。
大師的最後告別,用電影向時代說話
透過柏格曼的最後一部電影作品《芬妮與亞歷山大》(Fanny and Alexander, 1982),將於本屆台北電影節的「對望‧柏格曼」單元中放映。柏格曼透過這部作品,表達了他的人生哲學:難以分辨的才是生命的真相。《芬妮與亞歷山大》包含了他的童年回憶、他嚴苛的神職父親,以及他童年時所面臨的恐懼,看得出他對父親難以諒解,和無法化解的恐懼。
但在由柏格曼編劇、丹麥導演比利奧古斯特 (Bille August) 執導的金棕櫚大作《善意的背叛》(The Best Intentions, 1992) 中,他推想描述了他父母在他出生前的故事;而在同一年推出,同樣由柏格曼編劇、交給他的長子丹尼爾柏格曼 (Daniel Bergman) 執導的《週日生活點滴》(Sunday's Children, 1992),則回到如《野草莓》的恬淡鄉野記事,兩片合併觀看,建構出他晚年時對他出生後人生情境的理解,令我看了十分感動。
本屆台北電影節的「對望‧柏格曼」單元不但精選了柏格曼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也可透過與其對照的致敬之作,看見柏格曼創作之中的端倪和訊息。
文字整理/台北電影節 黃柏鈞
編輯/張慧慧
柏格曼並沒從大學畢業,被電影公司找去當編劇的他,一邊寫公司給他的案子,一邊寫自己的劇本,都是改編他自己先前創作的小說,但諷刺的是,他自己的劇本先被拍成電影,也就是由瑞典大師阿爾夫史約柏格 (Alf Sjöberg) 執導的《折磨》(Torment, 1944,將於本屆台北電影節的「經典重現」單元中放映),本片的結局相當不被我所信服,柏格曼在後來的自傳中亦有提到,當時電影公司認為原本的結局過於晦暗,於是改成邁向驕陽、充滿希望的結局,但這種案例在影史上已屢見不鮮,看得出作為影響《折磨》的德國經典《卡里加利博士的小屋》(The Cabinet of Dr. Carigali, 1920) 也曾被要求更改結局,但往後的崇高地位,這些改變也不全然是不好的。
柏格曼透過作品深刻表達他的叛逆,以及對生命的不理解,在他導演生涯中,最有趣的便是《夏夜的微笑》(Smiles of a Summer Night, 1955) 榮獲坎城影展史上空前絕後的「最佳詩意幽默獎」。但大師也非都從一開始就一帆風順,柏格曼在拍攝首部導演作品時,就如其作品名《危機》(Crisis, 1946,將於本屆台北電影節的「對望‧柏格曼」及「名導初體驗」單元中放映) 般多災多難,這部描寫一個女孩受到誘惑、隨著親生母親到了大城市,並與母親愛上同一位風流公子哥的故事,除了相當通俗的戲劇化情節外,也能明顯看出柏格曼的舞台劇背景。
大師經典,從《野草莓》開始
柏格曼受到瑞典早期大師維多斯約史卓姆 (Victor Sjöström) 的影響甚鉅,因此他們合作的《野草莓》更是別具意義。柏格曼在撰寫《野草莓》劇本時,並沒有以斯約史卓姆為藍本,但仍在電影公司的建議和牽線下,促成這段留名影史的佳話。
雖然沒有刻意模仿,《野草莓》開場時,空無一人的街道、馬車和死神的形象,都看得出斯約史卓姆早期經典《幽靈馬車》(The Phantom Carriage, 1921,將於本屆台北電影節的「對望‧柏格曼」單元中放映) 的深遠影響,本片也是柏格曼心目中的十大傑作之一。這個啟發,被柏格曼轉化成更青出於藍的原創作品,而斯約史卓姆在角色中注入的智慧和溫煦,恰好和柏格曼的叛逆與憤怒,達成一個完美的平衡點。
大師開啟大師,瑞典新電影浪潮
在 60 年代,在法國新浪潮代表人物楚浮 (François Truffaut) 和高達 (Jean-Luc Goddard),以及英國名導林賽安德森 (Lindsay Anderson) 等人帶起的風潮下,柏格曼不盲目追隨時下潮流的風格,受到瑞典影壇的強烈批判,但反觀許多國家也不乏相同案例,例如日本影壇就曾將黑澤明 (Akira Kurosawa) 的《亂》(Ran, 1985) 選為年度最爛影片,台灣本地的例子更比比皆是。當時的另一位瑞典代表導演波韋戴貝伊 (Bo Widerberg) ,就曾強烈批評柏格曼的作品,認為電影不該只是艱深難懂,還必須裹上一層誘人的糖漿,這項聲明在他的名作《鴛鴦戀》(Elvira Madigan, 1967,將於本屆台北電影節的「經典重現」單元中放映) 中最顯而易見。
然而,反對柏格曼的聲浪和法國新浪潮掀起的歐洲電影風潮,也帶動了對瑞典影壇相當重要的瑞典新電影,波韋戴貝伊的另一部名作《底層人生》(Raven's End, 1963,將於本屆台北電影節的「對望‧柏格曼」單元中放映),曾入圍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是一部傳說中有導演自傳色彩的電影,是柏格曼心目中十大電影名單上唯二的瑞典電影之一,敘述一個面臨人生瓶頸的作家,必須做出勇於擺脫底層背景及上一代陰影的關鍵突破,雖然與柏格曼的作品大異其趣,也不啻為一部有著英國寫實主義的「廚房水槽電影」(kitchen sink drama) 風格的傑作,兩人對瑞典影壇的影響皆十分深遠。
大師的繆斯們,生命中的靈光
柏格曼在 70 年代被瑞典國稅局調查,從此憤而不在自己國土上拍片,轉而尋求鄰國挪威與德國 (當時西德) 的資金,另一經典《秋光奏鳴曲》(Autumn Sonata, 1978,將於本屆台北電影節的「對望‧柏格曼」單元中放映,可與《我心深處》對照觀賞),便全部在挪威拍攝,也象徵了瑞典兩大Bergman──柏格曼和一代女星英格麗褒曼 (Ingrid Bergman,由她主演的《女人的臉孔》將於本屆台北電影節的「經典重現」單元中放映) ──的聚首合作,加上同樣演技精湛的麗芙烏曼,張力十足地犀利剖析母女關係。
提到瑞典的美麗女星,絕不能不提堪稱影史上最美麗的女星葛麗泰嘉寶 (Greta Garbo,由她主演的全默片《葛斯塔伯林物語》將於本屆台北電影節的「經典重現」單元中放映),在鑽石般閃閃發光的絕世面容下,還兼具和當代演技天后梅莉史翠普 (Meryl Streep) 一樣的演技深度。
柏格曼的忠實追隨者伍迪艾倫 (Woody Allen),也是一個很會在銀幕上塑造自己心愛女人形象的大師,他在歐洲導演於美國當道之際,以融合歐洲電影影響並不失美國文化的《安妮霍爾》(Annie Hall, 1977) 勇奪奧斯卡最佳影片、導演和原著劇本三項大獎,並使他當時的女友黛安基頓 (Diane Keaton) 榮登奧斯卡影后,但不隨波逐流的他,隔年就推出向柏格曼致敬,風格從虜獲大眾的喜趣,驟變為疏離嚴肅的《我心深處》(將於本屆台北電影節的「對望‧柏格曼」單元中放映,可與《秋光奏鳴曲》對照觀賞),雖亦入圍奧斯卡,但還是直至多年後的《漢娜姊妹》(Hannah and Her Sisters, 1986) 才再度拿下最佳原著劇本。
在柏格曼封刀不拍電影之後,伍迪艾倫邀請柏格曼從《裸夜》(Sawdust and tinsel, 1953) 一路合作下來的御用攝影師斯汎尼克維斯特 (Sven Nykvist,自己也曾任編導,曾編寫並執導由麗芙烏曼主演並入圍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公牛》)與他合作,兩人最為人津津樂道的關係,就是不計兩人都和知名女星米亞法蘿 (Mia Farrow) 前後交往,在短短三年內,合作了《另一個女人》(Another Woman, 1988)、《大都會傳奇》(New York Stories, 1989) 中的第三段《伊底帕斯災難》(Oedipus Wrecks),和《愛與罪》(Crime and Misdemeanors, 1990)。
大師的最後告別,用電影向時代說話
透過柏格曼的最後一部電影作品《芬妮與亞歷山大》(Fanny and Alexander, 1982),將於本屆台北電影節的「對望‧柏格曼」單元中放映。柏格曼透過這部作品,表達了他的人生哲學:難以分辨的才是生命的真相。《芬妮與亞歷山大》包含了他的童年回憶、他嚴苛的神職父親,以及他童年時所面臨的恐懼,看得出他對父親難以諒解,和無法化解的恐懼。
但在由柏格曼編劇、丹麥導演比利奧古斯特 (Bille August) 執導的金棕櫚大作《善意的背叛》(The Best Intentions, 1992) 中,他推想描述了他父母在他出生前的故事;而在同一年推出,同樣由柏格曼編劇、交給他的長子丹尼爾柏格曼 (Daniel Bergman) 執導的《週日生活點滴》(Sunday's Children, 1992),則回到如《野草莓》的恬淡鄉野記事,兩片合併觀看,建構出他晚年時對他出生後人生情境的理解,令我看了十分感動。
本屆台北電影節的「對望‧柏格曼」單元不但精選了柏格曼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也可透過與其對照的致敬之作,看見柏格曼創作之中的端倪和訊息。
文字整理/台北電影節 黃柏鈞
編輯/張慧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