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七度流標到世界級地標：走進淡江大橋的工程現場，重新定義台灣橋梁高度

在淡江大橋即將完工之際，這座橫跨淡水河出海口的指標性工程，不僅重新定義台灣橋梁的技術高度，也讓「工程」與「建築美學」的界線，出現前所未有的交會。

作為國內首見「單塔不對稱斜張橋」，淡江大橋自規劃之初便被賦予高度象徵意義。由曾獲普利茲克建築獎的英國建築師 Zaha Hadid 設計，橋體以流動曲線構成，試圖以最少結構語彙，回應淡水河口的天際線與光影變化。然而，這樣的「減法美學」，也同時將工程難度推向極限。
 

 

從制度分工到現場實踐，複雜度超越常態

「我們不是施工單位，而是站在業主立場，確保一切如實發生。」中興工程顧問監造經理劉永輝如此形容自己的角色。在公共工程體系中，專案通常由「設計、監造、施工」三方組成，彼此分工。監造單位的存在，是為了避免施工與設計之間產生利益衝突，確保工程品質與進度符合契約要求。在淡江大橋案中，中興工程顧問先負責設計與招標文件準備，待工程決標後，再進入長達七年的施工監督。這樣的制度設計，理論上維持「公平、公正、公開」，但當專案規模與複雜度超越常態，制度與現實之間的張力也隨之浮現。
 

 

減法美學驅動工程極限，反覆試錯找解方

淡江大橋最核心的挑戰 在於其幾何形式的「非典型性」。橋中單塔高達 211.4 公尺，從水面下基座到塔頂呈現連續變化的三維曲面；鋼箱梁如飛機機翼般流線，採用圓曲而非直線拼接。這些設計語彙，使得傳統工程慣用的標準化模板幾乎無法套用，每一道工序都必須重新定義。

工信工程副總經理劉永慶坦言，投標之初他曾強烈反對參與此案。「當時只有 2D 圖面，幾乎無法判讀 3D 結構的實際可行性。」在高度不確定的條件下，團隊只能邊做邊修正，甚至在施工中期透過 BIM 模型，才確認原先規劃的工法不可行。最終，團隊導入德國 PERI 系統模板，並透過跨國協作進行在地化調整。這個過程並非單純技術移植，而是一場涉及語言、文化與工法邏輯的整合實驗。從德國技師、日本顧問到台灣工班，形成一支「八國聯軍」，在反覆試錯中，逐步建立屬於本地的施工解方。
 

 

河海交界的極端條件，韌性設計受考驗

除了造型挑戰，淡江大橋所處的地理環境，同樣考驗工程極限。橋址位於淡水河與台灣海峽交會處，長期受鹽分侵蝕與強風影響。基礎工程最深達海平面下約 81.5 公尺，為國內最大級深基礎之一。施工期間曾發生圍堰滲水危機，團隊耗費數月時間排除風險，才得以恢復進度。

在結構設計上，橋體壽命設定為 120 年，遠高於一般公路橋梁。透過可更換構件與週期性維護，搭配 BIM 系統進行全生命週期管理，讓每一根鋼筋、每一條斜索，都具備可追溯性與預測維修節點。耐震方面，則導入「韌性設計」概念，在一定地震強度內由結構本體承受，超過門檻後則透過阻尼與消能裝置，釋放能量，避免整體損壞。
 

萬事起頭難，淡江大橋背後的體制困境

這項工程的誕生並不順遂。淡江大橋在招標過程中曾七度流標，最終從原 80 餘億元，調整至 125 億元才得以決標。流標原因包含設計複雜、環保限制、物價上漲與市場對可行性的疑慮。即便如此，施工期間仍遭遇 COVID-19 疫情爆發，與國際原物料飆漲衝擊，使成本進一步失控。業界甚至評估，若今日重新發包，同樣規模工程可能需 200 億元以上。

劉永慶直言，當政府以「一般公共工程預算」框架，處理具備建築藝術層級的國際標案，制度本身便存在落差。「這不是一座標準橋，而是一件藝術作品。」
 

從抗拒到使命 工程現場的轉變

在龐大壓力下 專案團隊也經歷了心理與組織的轉折。劉永慶回憶，初期因問題層出不窮，一度萌生退意，直到被指派全權負責後，才轉為「最後一棒」的使命心態。他重新整合團隊、淘汰無法執行者，建立以結果為導向的工作文化，逐步將專案從混亂拉回正軌。「能主導才負責，負責就必須主導。」這句話，成為現場文化轉型的關鍵。
 

 

一座橋與一個世代的工程記憶

對擁有 35 年資歷的劉永輝而言，淡江大橋只是職涯中眾多重大工程之一，卻也是難度最高的一案。從北二高、蘇花改到災後重建，每一個專案都歷時 5 至 7 年，構成他的人生節點。「重要的不是案子多大，而是你有沒有把它做好。」他如此總結。

隨著橋體逐步合攏，團隊心境也從懷疑轉為踏實。這不僅是一項工程的完成，更是一場關於台灣工程能力的驗證，在資源有限、制度未臻完善的條件下，仍能整合國際技術，完成世界級難度的建設。淡江大橋的意義，或許不只在於縮短交通距離，更在於它讓人看見，一個產業如何在現實限制中，逼近理想的邊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