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魯塞爾南北車站的夜與霧
銀花本來就是大地的女兒,她需要強烈的陽光、微風和紮實的泥土才會活得自在。——葉石濤〈野菊花〉
根據台灣內政部統計,平均每十個新生嬰兒,就有一個是由新移民所生,新移民儼然成為台灣人口結構中重要一環,但是,因文化、語言、種族衍生出的接納、歧視等問題,卻始終紛紛擾擾;一再思考修正的移民政策,是否也只成為拉攏選票的旗幟,其中又真正能夠保護、保障到哪些人?移民問題不僅存在台灣,始終帶著光環、令人總想突破其大門湧入的歐洲國家,又真如外界想像的美好嗎?走入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的南北車站,看到坐擁在一張張瓦楞紙板上的各色臉孔,這裡真是移民新天堂嗎?到底,家在哪裡?
根據台灣內政部統計,平均每十個新生嬰兒,就有一個是由新移民所生,新移民儼然成為台灣人口結構中重要一環,但是,因文化、語言、種族衍生出的接納、歧視等問題,卻始終紛紛擾擾;一再思考修正的移民政策,是否也只成為拉攏選票的旗幟,其中又真正能夠保護、保障到哪些人?移民問題不僅存在台灣,始終帶著光環、令人總想突破其大門湧入的歐洲國家,又真如外界想像的美好嗎?走入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的南北車站,看到坐擁在一張張瓦楞紙板上的各色臉孔,這裡真是移民新天堂嗎?到底,家在哪裡?
談及比利時印象,很多人會憶起舌尖上比利時手工巧克力與各式啤酒的美味(請參考日前上線的〈舌尖上的比利時 —— 比利時飲食日記〉一文),首都布魯塞爾市區角落隨處可見的《丁丁歷險記》(Les Aventures de Tintin)漫畫塗鴉、聞名遐邇 53 公分高的尿尿小童(Manneken Pis),或有歐洲「鐵道聖殿」(The Railway Cathedral)美譽的安特衛普中央車站等景點。
布魯塞爾大廣場(Grand Place)更是堪稱令人屏息的所在,站在廣場的中心點向四面望去,包含巿政廳(下圖右)與國王之家(巿立博物館,見下圖中)共 17 棟令人嘆為觀止的建築,其中多為 17 世紀流行的巴洛克式,也有義大利、法蘭德斯古典風格或新哥德風格建築,樓面上的浮雕與塑像莫不有著各自的典故與象徵意涵,每一棟均金碧輝煌極盡華麗之能事,且不乏文人雅士在此聚居過。例如,作為畫家行會的鴿子樓(Le Pigeon),1851 年雨果(Victor-Marie Hugo)曾因反抗拿破崙三世流亡至此短住過一段時間;作為肉商行會總部的天鵝樓(Le Cygne)則有著驚人的過往,1847年馬克斯(Karl Marx)與恩格斯(Friederich Engels)便是在此起草著名的《共產黨宣言》,此地也是當時比利時勞工黨的成立會所。
翻開這一頁頁輝煌富麗的歷史扉頁固然令人心神嚮往,然而,作為一個短期路過的旅人,卻也遲遲無法平復目光所及的社會暗角——移民居民的現實點滴。坐著背包客推薦的歐陸平價公車,由布魯塞爾北站車站進入市區,立刻被黑壓壓一片為數眾多把車站當作一家老小臨時居留所的移民家族生活所震懾;而轉站到離北站車站不過五站電車站之遙、素有「強盜車站」之稱的南站車站沿途,亦驚訝地發現不乏許多年輕少女或老邁婦人「輪班」(其實繼承的不過就是一人坐的瓦楞紙板)沿街乞討。
比利時移民政策的轉變
比利時相對寬鬆的移民政策使得外來移民人數在 70 與 80 年代激增,主要移民人口來自於摩洛哥、土耳其,以及來自烏干達、智利、越南和巴基斯坦等地的難民。採行多元文化政策「協合式民主」(consociational democracy)的比利時,在聯邦政府的概念下,以語言差異為主的不同族群團體(如比利時北部為通用荷語的法蘭德斯[ Flanders]、南部為通用法語的瓦隆尼 [Wallonie],以及少部份位於比利時東部與德國交界通用德語的區塊,布魯塞爾則是三語共處)。享有各別的自治權,各別發展其文化政策,基於人道主義的決定,希望達到實現非歧視性的平等待遇,達成政治權利的共享,為此 2004 年並推行了「多元共生」(living together with diversity)政策。
然而,對於少數種族的外來民(allochthonous people)、難民與蝸牛屋住民(caravan dwellers)來說,現實可能並不樂觀,儘管比利時政府採取解放、接納與救助三軌並行的政令,卻因近年來經濟危機的日益困頓轉為導火點,外來移民所造成的犯罪問題與濫用避難制度被加以嚴厲詬病 (今年1月比利時聯邦政府避難和移民新任國務秘書Maggie de Block便公開發表聲明,基於濫用現象,將收緊難民與移民法律政策,諸如收緊醫療避難、鼓勵自願遣返及家庭團聚條件,就最後一點規定而言,申請者需有穩定、可靠的收入,稅後月收入至少 1,130 歐元,並要提供足夠住房,對許多志願申請者來說根本力有未逮,達不到這兩項條件)。
淪為政治操弄手段的移民法
但持平來看,移民政策的「大變臉」絕非偶然,除比利時外,英、西、法、德、義與北歐各國(北歐各地的右翼勢力大打反移民牌,如去年挪威發生的連環恐怖攻擊嫌犯布雷維克(Anders Behring Breivlk)便曾參與挪威進步黨的青年組織,將多元文化政策視為敵人。德國首相默克爾(Angela Merkel)也曾公開表示德國的文化多元主義社會「徹底失敗」。英國首相卡麥隆(David Cameron)則提出若保守黨獲勝將削減 25% 移民的政見),外來移民問題顯然成了歐洲的一大心病。可惜的是,如同知名法評家 Dominique Moïsi 所直言,恐懼與仇視外來移民已成為了歐洲政治中的支配力量,經濟危機大為激化了歐人對種族與宗教的恐懼,基於害怕加大與升溫社會內部的矛盾,國家政策的大刀闊斧便成了反作用力式的解答。
由此,歐洲移民自 2009 年開始直線下降,隨著這種趨勢日益明顯,歐洲將面臨新的嚴峻選擇:究竟是要繼續安撫大多數民眾的憤怒關閉移民大門,還是要挑戰民意向更多技術熟練的移民開放國門?儘管政治上來說是困難的,但各種數據顯示,移民對於恢復歐洲經濟、確保歐洲長期活力卻是非常必要的。首先,歐洲不合理的人口結構是最大隱憂,歐盟 27 個成員國中有10個國家的死亡率超過出生率,未來老齡化問題將達到前所未有高峰,估計到 2050 年歐盟工作年齡人口缺額將高達 5,200 萬人,再者,技術工人是保持歐洲商業與公共服務運轉的關鍵,如今儘管歐洲經濟處於低迷狀態,依然有400萬個工作缺口。據歐盟委員會預計,歐洲往後 20 年將需要 2,000 萬技術移民,才能維持歐洲當前的全球地位,否則將會變得更貧窮。
多元的文化需要健康與包容的土地
但是,看待移民問題的角度恐怕舉世皆然,「融合」政策(incorporation)往往有單向傳播的權力關係問題,只能靠人治修法逐一改進,而要真能作出對的決策往往路遙行難。對於許多一代、二代移民者的高失業/低學業成就以及與犯罪掛鉤的情形,要詬病移民者本身並未表現出任何想融入社會的跡象,倒不如說他們從一開始便被褫奪了選擇的權利。走在三步、五步便是外來移民乞討者的街頭上,心裡其實感觸頗深,拋開職業乞討者的選項不說,手中沒有什麼現實籌碼的人又被現實所迫往往要隱身背陽處、不得不向黑暗靠攏。但從一個過客的角度來看, 多元文化的確十足豐富了當地的藝術創造力與飲食生活(一家伊斯蘭糕餅店的櫥窗[右圖]絕不遜色於歐洲本地的烘培坊),在促使歐洲成為更加開放與繁榮社會的歷程中所扮演的功能不容小覷。
走進布魯塞爾南站車站附近的露天市集(下圖)裡,人聲鼎沸、生氣勃勃,眾多外來移民商家所推出食衣育樂的各類商品豐富得令人咋舌,在這裡可以看見許多辛勤揮汗的努力背影。相信人與人之間的本質並無太大不同,這正是多元共生、互助互敬才能創造出無窮意想不到的可能性。
布魯塞爾大廣場(Grand Place)更是堪稱令人屏息的所在,站在廣場的中心點向四面望去,包含巿政廳(下圖右)與國王之家(巿立博物館,見下圖中)共 17 棟令人嘆為觀止的建築,其中多為 17 世紀流行的巴洛克式,也有義大利、法蘭德斯古典風格或新哥德風格建築,樓面上的浮雕與塑像莫不有著各自的典故與象徵意涵,每一棟均金碧輝煌極盡華麗之能事,且不乏文人雅士在此聚居過。例如,作為畫家行會的鴿子樓(Le Pigeon),1851 年雨果(Victor-Marie Hugo)曾因反抗拿破崙三世流亡至此短住過一段時間;作為肉商行會總部的天鵝樓(Le Cygne)則有著驚人的過往,1847年馬克斯(Karl Marx)與恩格斯(Friederich Engels)便是在此起草著名的《共產黨宣言》,此地也是當時比利時勞工黨的成立會所。
翻開這一頁頁輝煌富麗的歷史扉頁固然令人心神嚮往,然而,作為一個短期路過的旅人,卻也遲遲無法平復目光所及的社會暗角——移民居民的現實點滴。坐著背包客推薦的歐陸平價公車,由布魯塞爾北站車站進入市區,立刻被黑壓壓一片為數眾多把車站當作一家老小臨時居留所的移民家族生活所震懾;而轉站到離北站車站不過五站電車站之遙、素有「強盜車站」之稱的南站車站沿途,亦驚訝地發現不乏許多年輕少女或老邁婦人「輪班」(其實繼承的不過就是一人坐的瓦楞紙板)沿街乞討。
比利時移民政策的轉變
比利時相對寬鬆的移民政策使得外來移民人數在 70 與 80 年代激增,主要移民人口來自於摩洛哥、土耳其,以及來自烏干達、智利、越南和巴基斯坦等地的難民。採行多元文化政策「協合式民主」(consociational democracy)的比利時,在聯邦政府的概念下,以語言差異為主的不同族群團體(如比利時北部為通用荷語的法蘭德斯[ Flanders]、南部為通用法語的瓦隆尼 [Wallonie],以及少部份位於比利時東部與德國交界通用德語的區塊,布魯塞爾則是三語共處)。享有各別的自治權,各別發展其文化政策,基於人道主義的決定,希望達到實現非歧視性的平等待遇,達成政治權利的共享,為此 2004 年並推行了「多元共生」(living together with diversity)政策。
然而,對於少數種族的外來民(allochthonous people)、難民與蝸牛屋住民(caravan dwellers)來說,現實可能並不樂觀,儘管比利時政府採取解放、接納與救助三軌並行的政令,卻因近年來經濟危機的日益困頓轉為導火點,外來移民所造成的犯罪問題與濫用避難制度被加以嚴厲詬病 (今年1月比利時聯邦政府避難和移民新任國務秘書Maggie de Block便公開發表聲明,基於濫用現象,將收緊難民與移民法律政策,諸如收緊醫療避難、鼓勵自願遣返及家庭團聚條件,就最後一點規定而言,申請者需有穩定、可靠的收入,稅後月收入至少 1,130 歐元,並要提供足夠住房,對許多志願申請者來說根本力有未逮,達不到這兩項條件)。
淪為政治操弄手段的移民法
但持平來看,移民政策的「大變臉」絕非偶然,除比利時外,英、西、法、德、義與北歐各國(北歐各地的右翼勢力大打反移民牌,如去年挪威發生的連環恐怖攻擊嫌犯布雷維克(Anders Behring Breivlk)便曾參與挪威進步黨的青年組織,將多元文化政策視為敵人。德國首相默克爾(Angela Merkel)也曾公開表示德國的文化多元主義社會「徹底失敗」。英國首相卡麥隆(David Cameron)則提出若保守黨獲勝將削減 25% 移民的政見),外來移民問題顯然成了歐洲的一大心病。可惜的是,如同知名法評家 Dominique Moïsi 所直言,恐懼與仇視外來移民已成為了歐洲政治中的支配力量,經濟危機大為激化了歐人對種族與宗教的恐懼,基於害怕加大與升溫社會內部的矛盾,國家政策的大刀闊斧便成了反作用力式的解答。
由此,歐洲移民自 2009 年開始直線下降,隨著這種趨勢日益明顯,歐洲將面臨新的嚴峻選擇:究竟是要繼續安撫大多數民眾的憤怒關閉移民大門,還是要挑戰民意向更多技術熟練的移民開放國門?儘管政治上來說是困難的,但各種數據顯示,移民對於恢復歐洲經濟、確保歐洲長期活力卻是非常必要的。首先,歐洲不合理的人口結構是最大隱憂,歐盟 27 個成員國中有10個國家的死亡率超過出生率,未來老齡化問題將達到前所未有高峰,估計到 2050 年歐盟工作年齡人口缺額將高達 5,200 萬人,再者,技術工人是保持歐洲商業與公共服務運轉的關鍵,如今儘管歐洲經濟處於低迷狀態,依然有400萬個工作缺口。據歐盟委員會預計,歐洲往後 20 年將需要 2,000 萬技術移民,才能維持歐洲當前的全球地位,否則將會變得更貧窮。
多元的文化需要健康與包容的土地
但是,看待移民問題的角度恐怕舉世皆然,「融合」政策(incorporation)往往有單向傳播的權力關係問題,只能靠人治修法逐一改進,而要真能作出對的決策往往路遙行難。對於許多一代、二代移民者的高失業/低學業成就以及與犯罪掛鉤的情形,要詬病移民者本身並未表現出任何想融入社會的跡象,倒不如說他們從一開始便被褫奪了選擇的權利。走在三步、五步便是外來移民乞討者的街頭上,心裡其實感觸頗深,拋開職業乞討者的選項不說,手中沒有什麼現實籌碼的人又被現實所迫往往要隱身背陽處、不得不向黑暗靠攏。但從一個過客的角度來看, 多元文化的確十足豐富了當地的藝術創造力與飲食生活(一家伊斯蘭糕餅店的櫥窗[右圖]絕不遜色於歐洲本地的烘培坊),在促使歐洲成為更加開放與繁榮社會的歷程中所扮演的功能不容小覷。
走進布魯塞爾南站車站附近的露天市集(下圖)裡,人聲鼎沸、生氣勃勃,眾多外來移民商家所推出食衣育樂的各類商品豐富得令人咋舌,在這裡可以看見許多辛勤揮汗的努力背影。相信人與人之間的本質並無太大不同,這正是多元共生、互助互敬才能創造出無窮意想不到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