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將每年的1月17日定為「國際大屠殺紀念日」,而在下個月「國際大屠殺紀念日」來臨之前,MOT/TIMES將以【德國傷痕之旅】〈我的名字叫納粹:歷史的清結(一)(二)(三)〉三篇文章,先為讀者們進行此段歷史相關回顧,讓我們繼續向著未來邁進之餘,仍花點時間反省回顧曾經發生過的歷史事件,以茲紀念那些逝去的苦痛靈魂。

上一篇文章〈我的名字叫納粹:歷史的清結(一)〉先為我們簡單整理了納粹德國興起的緣由,接下來此篇文章我們將一訪位於威瑪的Buchenwald集中營,從集中營中留存下來的設備用具及相關圖文記載,如牢房、毒氣室、勞動場、慰安婦制度的設立,或一張張白骨堆疊的照片,讓我們得以愈加深刻了解納粹泯滅人性的作為……
或許,我們永遠無法了解政治與野心的瘋狂,但我們可以試著了解黑暗,體會在備受迫害之中失去希望的痛苦。

筆者曾經在下雪天踏進位於威瑪(Weimar)近郊保存至今的Buchenwald集中營(Buchenwald的德文意思為山毛櫸森林,受到曾經住在威瑪的大文豪歌德的喜愛,然而,歌德在其有生之年應該怎樣也想不到這片寧靜的森林,日後竟將成為屠殺的人間煉獄),走在這寒冷的雪地裡,真正使血液急速冰凍的不是-18°C的寒冬,而是歷歷在目如地獄般的景象。

    
在下著大雪的日子走進Buchenwald集中營,看見集中營裡所展示的物件圖片資料,納粹黨曾經對無辜人類所施加的殘酷虐刑,讓人瞬間感到血液凍結。(Photograph by 張愷殷)
 
通往死亡的列車
 
嚴格說來,Buchenwald就技術上來說不算是滅絕集中營(Extermination Camp,以有計劃性的大規模集體屠殺為其指標原則),儘管冷血,直到1941年的夏天,希特勒尚未將「滅絕」設定為可行選項(後於1942年1月20日於惡名昭彰的萬湖會議中正式確立),且將備有毒氣室的滅絕集中營設立在德國國土以外的波蘭,好像如此一來就能遠離罪惡一般。
 
Buchenwald集中營邊有一條通往威瑪的鐵路,是受囚者被迫在3個月內建造而成的,除了便於運送軍備外,更是搭載囚徒前往滅絕集中營的死亡軌道,然而,許多人根本撐不到列車抵達,便在半途中過世。 

      
 
但就算是因「尚有勞動價值」被留在了一般的集中營裡,囚徒們仍脫離不了死亡威脅,飢餓、疾病、精力消磨與肉體上的苛虐,往往是佔死亡原因的前幾名。於此之外,也有許多囚徒死於人體實驗中,紀錄顯示曾有4位蘇聯紅軍戰俘被拿來作毒物測試,在發現毒素不致死後,他們即被帶到火化屋裡吊死,繼而被解剖,另也有死意已堅的囚徒刻意前往非安全區,SS看守者便會馬上「完成他們的心願」;也有以凌虐手法狠毒殘酷而聞名的「Buchenwald絞吏」——SS陸軍中士Walter Gerhard Martin Sommer,他曾在營區裡以倒掛十字架的方式,釘死了兩名奧地利神父,另外,他更以反綁囚徒手腕吊掛於森林裡而惡名遠播,常可聽見哀鳴慘叫聲從森林中傳出,而這位冷血的中士竟稱之為「唱歌的森林」。

      
 
世上最兇殘的劊子手
 
Heinrich Luitpold Himmler身為納粹德國親衛隊的全國領袖,卻也是人稱「有史以來最大劊子手」,他曾嚴厲批判獵人的獵捕行為:「不該將槍口對著無知地吃草、沒有罪的動物。」然這番言論與他下令對「劣等種族」的屠殺,可說形成令人哭笑不得的對比。
 
也有資料顯示,Himmler 1941年下令在集中營裡設立祕密妓院,而此舉僅是因為他認為讓女囚犯為男囚犯提供性服務,可以提高男囚犯在獄中的工作積極性;當然,這些有「特殊待遇」的男囚大多是德國人(猶太囚徒是無論如何也不可能享受這種待遇),且這些德國囚犯尚屬於「犯罪」情節較輕且在獄中有充足食物的人,黨衛軍認為,透過這樣的「奬勵機制」可以挑撥囚犯關係,激發囚犯的工作積極性以提高生產效率。
 
由此可見,對女性身體的剝削往往與戰爭之惡是雙生雙宿的,許多非猶太藉的女囚被迫點名充當「慰安婦」,條件是她們的伙食將有所改善,且可於半年後提前釋放,當然這個承諾從未兌現,這些女性也難脫多次墮胎、染上性病以及遭受巨大身心摧殘的命運,甚至有些人淪為性病研究與墮胎實驗的「活樣本」。到了二戰後,許多人現身為自己在集中營所受的苦難索賠時,這些女囚因恥於回憶起這段痛苦往事,鮮少有人在戰後提出戰爭賠償,更令人為其感到不平的是,這些被迫充當「慰安婦」的女受害人,因事發當時被誣陷以「自願」名目加入,因而在法律上難以維權。
 
這一切荒誕而罪惡的舉措,罄竹難書上一千零一夜都列舉不完,但親見Buchenwald做人體試驗的解剖台與焚化鍋爐的剎那間,突然一切都明瞭了,這,便是黑暗,是一瞬瓦解千百年來人類文明尊嚴原初點的行刑場。
 
令人傷心的是,沒有人能確定歷史是否不會重蹈覆轍。

    
 
納粹與第13屆卡塞爾文件展
 
然而,如何讓這段黑暗歷史不被遺忘(或說晚點被淡忘)?也許我們可以從選擇於德國卡塞爾舉辦的文件展(dOCUMENTA 13),看到一點紀念與保存歷史的端倪。位於德國中部的卡塞爾,曾以軍備武器聞名,故在二次大戰時被盟軍無情地以地毯式轟炸摧毀,因此現在看來,這座小城建築風格多是50年代後重建的樣貌,而當今藝術界極為重要的文件展選擇在此地舉辦,除了象徵從廢墟中重建的精神外,也提供了一個平台,以藝術對當前完全自由化的經濟制度所導致的痛苦極端後果進行評估。
 
本屆文件展的策展人Carolyn Christov-Bakargie曾明言:「這是一個創傷的衍生物,文件展茁壯於一個歷經崩潰瓦解而後復而更生重建的時空當中。文件展不僅僅是一個藝術展覽,它更是一種心靈的狀態,將一個人們認為藝術是世界上最重要共通語言的時期,與一個人們擁有共同理想與希望的憧憬世界串聯在了一起。」因此,文件展作為某種療癒功能與客觀的時代紀錄,即便二次大戰至今已過了半個世紀,但會場中以「納粹」作為創作主題的作品仍不算少數。
 
首先,我們可以先從美國藝術家Jimmie Durham受Christov-Bakargie委託,在展場公園一隅種植了一株Korbinian蘋果樹(下兩圖)看起。這顆蘋果樹的獨特之處在於此品種是由Korbinian Aigner神父研發而來,這位勇於公開譴責希特勒的巴伐利亞神父,為此受監於Dachau集中營(德語為Konzentrationslager,簡稱KZ)。

          
 
Dachau集中營為1939年納粹德國為關政治犯、猶太人與宗教界人士建立在德國本土的第一個集中營,位於慕尼黑西北方約80公里處(Dachau為後來建立的集中營樹立了範本,是黨衛培養日後殺人屠夫的「學校」)。Korbinian Aigner神父在勞動服刑間發展了他園藝生活的最愛:蘋果。每一年他研發出的蘋果新品種分別以KZ1, KZ2, KZ3......標明,而如今只有KZ3流傳了下來,也因此此品種的蘋果樹便以他為名。

而藝術家Jimmie Durham在公園裡種下的這一顆蘋果樹,除了呼籲對於農業經濟的保護與重視外,更也關照了戰爭歷史;今年的文件展記者會上特別以此蘋果汁招待了前來採訪的媒體記者,且商店裡也有販售Korbinian瓶裝蘋果汁(右圖),讓人在品嘗這鮮甜果汁滋味時,也提醒眾人莫忘這一草一木背後的故事。

編輯/劉宏怡

接下來,【德國傷痕之旅】還有一篇〈我的名字叫納粹:歷史的清結(三)〉文章,繼續介紹今年卡塞爾文件展中與納粹相關作品,最後,MOT/TIMES特派記者將帶我們回到柏林猶太博物館,一起為這傷痛的過去哀悼。

延伸閱讀
-【德國傷痕之旅】我的名字叫納粹:歷史的清結(一)

-【卡塞爾漫遊指南】系列報導一:初步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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