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將每年的1月17日定為「國際大屠殺紀念日」,而在下個月「國際大屠殺紀念日」來臨之前,MOT/TIMES將以【德國傷痕之旅】〈我的名字叫納粹:歷史的清結(一)(二)(三)〉三篇文章,先為讀者們進行此段歷史相關回顧,讓我們繼續向著未來邁進之餘,仍花點時間反省回顧曾經發生過的歷史事件,以茲紀念那些逝去的苦痛靈魂。

柏林猶太博物館設計師李伯斯金(Daniel Libeskind),回憶起曾經有次帶著兩位大屠殺倖存者、爾後移居英國的猶太老太太參訪博物館,當他們走進位於館內有著4層樓高的塔,塔內光線微弱,幾乎與外界隔絕,李伯斯金這般回憶著,「當時是冬天,塔裡沒有暖氣,可以聽到塔外對街學校的孩子嬉戲聲、菩提大道上的車水馬龍、博物館裡的交談聲。我們就跟戰時的德國猶太人一樣,與正常生活隔了出來,頓時,她們淚如雨下。」

上兩篇文章〈我的名字叫納粹:歷史的清結(一)〉、〈我的名字叫納粹:歷史的清結(二)〉,從納粹的歷史到集中營的參訪,透過文字與圖片的呈現,讓我們彷彿穿越層層時光,看見當年納粹黨泯滅人性的手段;而接下來,MOT/TIMES特派記者將再為我們介紹更多以「納粹」為主題創作的藝術作品,接著再繼續走訪柏林猶太博物館與柏林圍牆,為這段傷心的歷史旅程畫上句點。
難逃納粹死神魔掌的藝術家Charlotte Salomon
 
前一篇文章〈我的名字叫納粹:歷史的清結(二)〉中,我們從藝術家Jimmie Durham所栽植的Korbinian蘋果樹得知,即便二次大戰結束至今已過了半世紀,但是藝術家們仍是透過各種方式、各類創作提醒眾人莫忘那段傷痛的過往。
 
因此,於今年文件展中展出猶太裔德國女藝術家Charlotte Salomon的一系列作品(右兩圖)便極具代表性,Salomon於1941年至1943年間為了逃避納粹的迫害,因而躲藏於法國南部,並於其間進行了一系列的創作,然而,令人惋惜的是,Salomon最終仍是被尋獲,而已懷孕6個多月的她便被送往Auschwitz集中營毒氣室處死。
 
驢子是固執愚蠢的囚犯,還是披荊斬棘的忠義之士?
 
而來自於克羅埃西亞的藝術家Sanja Iveković,其作品發想於一張戰爭時期的歷史照片(左圖),照片顯示一名納粹軍官在現今卡塞爾文件展展場所在地之一的Friedrichsplatz,向民眾展示一隻關在柵欄裡的驢子,此舉動暗示著「被迫在集中營裡勞動固執又愚蠢的囚犯」便是那隻柵欄裡的驢子,用以嚴厲禁止任何人向猶太人購買食物。
 
Iveković在此照片的另一牆面上,創作了名為《抗令者》(The Disobedient)的裝置作品(下兩圖),在玻璃櫃裡陳列了許多驢子玩偶,「驢子」多有「負重馱獸」的意涵,而Iveković給予每一隻驢子玩偶名字,並以曾在納粹德國期間或20、21世紀曾在世界各地反抗過壓迫與不公義的有志之士命名,因此,驢子忠實自我與披荊向前的更新詮釋呼之欲出。
 
      
Iveković作品《抗令者》,玻璃櫃內有多隻形體樣貌不同的驢子布偶,每隻布偶Iveković皆以有志之士命名,如右圖中的布偶,取名為馬丁路德金恩博士(Martin Luther King),金恩博士曾發表過一場「I have a dream」演說,至今仍感動千萬人。(Photograph by 張愷殷)

Clemens von Wedemeyer三幕式影像作品
 
此外,德國影像藝術家Clemens von Wedemeyer的三幕式影像作品更加令人驚艷,其作品設置在前本篤會修道院(Benedictine Monastery of Breitenau,修道院在150年間遭遇了全面變革,先後曾編修成監獄、勞動集中營、女子感化院與精神科診所)。Wedemeyer的三幕式影像作品相互連結,指陳了20世紀後半50年間在此修道院交錯發生過的驚人故事。
 
各角色們在三段影像中一再重生,從1990年代沈醉在音樂、瞌睡與毒品的青少年August與Amelie,跟隨老師來到修道院進行一趟歷史校外教學,一臉漠不關心的August竟奇幻似地在隨後的一場龐克演唱會中,看見70年代被禁錮於此的Amelie感化少女分身;在另一幕影像裡,Amelie隨後從感化少女成了一名女演員,演出二戰後德國激進的左翼游擊組織「赤軍旅」(RAF, Red Army Faction,以共產主義者自居、反抗法西斯與帝國主義為信念,在西德境內進行了多項恐怖行動,包括殺害德勒斯登銀行總裁、撕票德國工業聯盟總理等)創始人之一Ulrike Meinhof ,所撰寫的劇碼《暴風雨》  (Bambule)一角,此作主要是講述一群少女的反抗家庭之路;第三幕影像則回溯到1945年的卡塞爾戰役(Battle of Kassel)後,美國軍官來到作為集中營的修道院,來逮捕監吏、解放囚犯,而第一幕影像裡的老師成了美軍的隨從翻譯,聽著囚犯們張著鬼魅的眼睛,娓娓道來營裡所發生的駭人罪惡。
 
這些作品無非觸動著德國社會中最敏感脆弱的那條「納粹」神經,或回顧、或回應歷史、或詮釋迴聲,彷彿向歷史的錯誤進行招喚,又重新舉辦了一場葬禮。的確,「有誰能夠撰寫血淚的歷史」(Who can write the history of tears?),帶來向上提升與銘刻的療癒力?
 
拒絕保持中立態度的柏林猶太博物館
 
除了藝術作品外,人們也透過建造博物館,用以留存這道刻痕,但是,一棟記錄歷史傷痕的建築,應該長得什麼模樣?
 
父母均為大屠殺倖存者的猶太裔波蘭建築師李伯斯金(Daniel Libeskind)在柏林猶太博物館的竸圖比賽中,因其作品否決了其他建築師的類似想法——建造一個撫慰人心、吸引人的「中性空間」,而最終脫穎而出,李伯斯金引述哲學家阿多諾(Adorno)的話:「要是誰能以中立立場看大屠殺,能夠且願意以統計術語來討論,那麼他就接受了納粹的立場。」因為拒絕抱持中立態度,拒絕接受納粹的錯誤,因此這座猶太博物館從天空俯瞰,就像是一個被鋸齒割裂的傷疤,而博物館表面由鍍鋅金屬片覆蓋,窗戶都是呈斜線狀、宛如亂刀劈砍的傷痕(如右圖所示),訴說著猶太人千百年來的痛。
 
據聞,參與建築的玻璃工需切割1000多片的玻璃,其中僅5片相同外,其他皆形狀不同,玻璃工曾開玩笑地把手搭在李伯斯金肩上,感謝他「毀了他的生活,他再也無法回歸往常的工作內容裡了」。李伯斯金將傷痕具象地化為曲折破碎的展場空間,展現在世人面前,他將之稱為「虛空間」(voids,下兩圖),「這空間支離破碎,裂隙穿過走道、廁廊、進入辦公室又折出,像某種捷徑,但其中什麼都沒有。我想整個柏林猶太人博物館的精神都在那片虛空間之中」。
 
            

李伯斯金特為這座博物館設計了一條盡頭沒有路的入口通道,而展場裡豐富記錄著日耳曼猶太人2000年歷史的文物亦超乎想像,館內作品尤以以色列藝術家Menashe Kadishman所作的永久性裝置藝術作品《落葉》(Shalechet,下兩圖)備受稱道,Kadishman以3公分厚的鋼模製了一萬多個象徵性雙眼與嘴巴都打開的面孔鋪滿整個地面,是一個參觀者可以踏足一個個面孔、聽見鋼製品傾軋迴聲,以緬懷第二次世界大戰對猶太人大屠殺的作品。
 
      

「重要的是,每一棟建築都捕捉、表達眾人的想法與情感。如果設計得當,這些看似堅硬、沒有生氣的結構會擁有啓發的力量,甚至療傷的力量。」李伯斯金如是說。
 
讓阻絕你我的圍牆倒下吧!
 
或許也因如此,柏林圍牆的遺跡在意義上也如出一轍。在1949年至1961年間約有250萬東德人冒著被東德邊防射殺的危險逃入西柏林,軍方因此在1962年6月在面向東德方向距牆100公尺的地方,平行設置了一道圍欄,圍欄與牆體之間沒有任何可以提供掩護的地方,圍欄上方更置放了一條光滑的管道使其難以攀爬,此為著名的「死亡空間」,這座僅約3、4公尺高、被東德政府稱為「反法西斯保護牆」的牆體不只暴力地把德國一分為二,更將歐洲與全世界的關聯給撕裂了。

      
 
用手撫摸著牆身,感受這一堵牆帶給多少人難以抹滅的創傷記憶,用「感知」而非「理智」的方式去體會歷史紀錄,遠比從字面的理解要精確萬分;而藝術創作以各種方式賦予了告慰、哀悼與驚恐形體,讓我們明白憤怒與恐懼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對歷史記憶戳刺的無感。走在柏林圍牆旁,輕撫牆面,遙想這段過往,並在心中輕輕地於歷史的墓碑上掬一把泥土覆上,希望走過這道傷痛後,人人能夠肩負起給予未來歷史另一個不同結局的使命。

編輯/劉宏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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