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走近一點看我-跨越「瘋狂」。社會瘋印˙藝文展
你瘋狂嗎?瘋狂的反面是正常嗎?
如果「瘋狂」不存在,你的世界還是穩當如石嗎?會不會,我們認為的「正常」其實只是文明世界的武裝,誰的內心是純然的光明沒有黑暗?文明世界要求壓抑與控制,是因為當事情失去了控制,人們就產生恐懼,而恐懼讓人失去理智與前行的路。近期正在萬華剝皮寮展出的「社會瘋印˙藝文展」,讓你放下恐懼,靠近一點,看自己也看那些在蜿蜒的路途上,努力與自己的瘋狂和諧相處的美麗心靈。
如果「瘋狂」不存在,你的世界還是穩當如石嗎?會不會,我們認為的「正常」其實只是文明世界的武裝,誰的內心是純然的光明沒有黑暗?文明世界要求壓抑與控制,是因為當事情失去了控制,人們就產生恐懼,而恐懼讓人失去理智與前行的路。近期正在萬華剝皮寮展出的「社會瘋印˙藝文展」,讓你放下恐懼,靠近一點,看自己也看那些在蜿蜒的路途上,努力與自己的瘋狂和諧相處的美麗心靈。
生命裡總有一些時刻,讓人痛苦無奈,難以成眠。當天光亮起時,有人能好好地將情緒安放妥貼,以「正常」的面容視人。有人則因情緒翻騰,壓力爆衝,而被安上了「神經病」或「瘋子」的名。
人生很複雜,精神疾病也很複雜。當藝術與真實苦難,乃至整體的社會偏見交會時,它將不再只是美感與品味的表徵,而充滿了批判、反省的力道。
以藝術之名 跨越瘋狂
正在剝皮寮歷史街區展出的「社會瘋印˙藝文展」,即是一場衝破界線,挑戰藝術家/藝術機構詮釋權,賦權弱勢者自我表達的另類展覽。小小展區內,誠意十足的以裝置藝術展示7位精神障礙者的作品,以藝術之名,還原精神疾病的複雜,以及其背後充滿成見、污名的社會脈絡。
展覽不但讓觀眾一窺精障者的內心世界,更讓創作者直接「現身」導覽,打破一般人對精神疾病的恐懼。藉著面對面的交流互動,提供觀者重新詮釋精神疾病的可能。
走進展間,左手邊,三具白衣白褲沒有頭顱的人型,吸引了觀者的注意。曾在戒嚴時期受政治控制的世明,以三具挖空心臟的人型,代表著不同階段──發病前、發病後、重新接觸人群──的自己。遠看作品,白衣白褲下,有個被黑暗籠罩的心,走近一看,燈光亮起,由外往內窺,可見世明一身好文筆的內心獨白。
往前一步,可將作品看得更仔細,也代表著觀者的接納,以及創作者願意坦誠分享的心意。
另一展間,擺著詞曲創作者郁菁的作品。空蕩房間內,斜放一張床,上面散落不同顏色、形狀的精神用藥。床的尾端有一台電子琴,四周擺滿因藥物副作用而須大量飲用的瓶裝水。由上而下垂掛的透明片上,寫滿一首首郁菁創作的歌詞。
單人床、藥物、水與漂浮空中的詞語,予人無限的想像空間,如同你我睡前腦袋不聽使喚輪番出現的日常片段:困惑、孤寂、慌亂、封閉,卻又試著疏理點什麼的模樣。創作者以空間為經,詞曲為緯,用裝置藝術,帶我們回到他的創作狀態。也回到我們每一個人曾有的瘋癲時刻。
走逛之間,不時可見藥物、酒瓶、六合彩等意象。面對著這些曾是(或現在仍是)精障者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品,原先刻板化的標籤,反倒產生出一種充滿偏見性的質問,銳利的詢問觀者:除了這些,你還多知道我們一點什麼?
於是,所有的創作動機,都被收攏在展區離開前,右邊牆面上,10幾位精障者所寫的字條裡。看似不規則的黏貼,排列出大大的「人」字。身為精神病患,他們以集體的文字現身,簡單呼求一個,作為「人」的尊嚴。
不只展覽,也是一場藝術行動
精障者的現身及才華展出,讓我們得以窺見不時因媒體粗暴、社會冷感、國家漠視而被簡化看待的他們。但當展出者不是熟悉藝術表現的「藝術家」,而是喜愛畫畫、作詩、譜曲的創作者時,如何將畫作、詩文、歌曲轉換為裝置藝術的過程,則是整個展覽中,雖看不見,卻不得不記上一筆的精采。
展覽的發想與籌備,掀開精障者原本緊閉的心靈。社工的協助與藝術大學老師的意見,增添了展出的藝術性格。其他精障者的參與和共感,則讓每件作品不只是單一創作者的心聲,也承載了無數相似的苦痛經驗。
當今年柏林影展以「忘記恐懼」為主題,邀請社會邊緣人展出時。很慶幸,台灣也有這樣一個,直接讓精障者與觀眾面對面的展覽。他和一般的看展經驗很不相同,唯有直接地去認識世明、連光、文通等創作者,親自和他們說說話,才算完整的閱讀了整個展覽。
如此,我們便有機會能以集體力量,撐起更多的支持和友善空間,跨越對疾病的恐懼與偏見。
人生很複雜,精神疾病也很複雜。當藝術與真實苦難,乃至整體的社會偏見交會時,它將不再只是美感與品味的表徵,而充滿了批判、反省的力道。
以藝術之名 跨越瘋狂
正在剝皮寮歷史街區展出的「社會瘋印˙藝文展」,即是一場衝破界線,挑戰藝術家/藝術機構詮釋權,賦權弱勢者自我表達的另類展覽。小小展區內,誠意十足的以裝置藝術展示7位精神障礙者的作品,以藝術之名,還原精神疾病的複雜,以及其背後充滿成見、污名的社會脈絡。
展覽不但讓觀眾一窺精障者的內心世界,更讓創作者直接「現身」導覽,打破一般人對精神疾病的恐懼。藉著面對面的交流互動,提供觀者重新詮釋精神疾病的可能。
走進展間,左手邊,三具白衣白褲沒有頭顱的人型,吸引了觀者的注意。曾在戒嚴時期受政治控制的世明,以三具挖空心臟的人型,代表著不同階段──發病前、發病後、重新接觸人群──的自己。遠看作品,白衣白褲下,有個被黑暗籠罩的心,走近一看,燈光亮起,由外往內窺,可見世明一身好文筆的內心獨白。
往前一步,可將作品看得更仔細,也代表著觀者的接納,以及創作者願意坦誠分享的心意。
另一展間,擺著詞曲創作者郁菁的作品。空蕩房間內,斜放一張床,上面散落不同顏色、形狀的精神用藥。床的尾端有一台電子琴,四周擺滿因藥物副作用而須大量飲用的瓶裝水。由上而下垂掛的透明片上,寫滿一首首郁菁創作的歌詞。
單人床、藥物、水與漂浮空中的詞語,予人無限的想像空間,如同你我睡前腦袋不聽使喚輪番出現的日常片段:困惑、孤寂、慌亂、封閉,卻又試著疏理點什麼的模樣。創作者以空間為經,詞曲為緯,用裝置藝術,帶我們回到他的創作狀態。也回到我們每一個人曾有的瘋癲時刻。
走逛之間,不時可見藥物、酒瓶、六合彩等意象。面對著這些曾是(或現在仍是)精障者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品,原先刻板化的標籤,反倒產生出一種充滿偏見性的質問,銳利的詢問觀者:除了這些,你還多知道我們一點什麼?
於是,所有的創作動機,都被收攏在展區離開前,右邊牆面上,10幾位精障者所寫的字條裡。看似不規則的黏貼,排列出大大的「人」字。身為精神病患,他們以集體的文字現身,簡單呼求一個,作為「人」的尊嚴。
不只展覽,也是一場藝術行動
精障者的現身及才華展出,讓我們得以窺見不時因媒體粗暴、社會冷感、國家漠視而被簡化看待的他們。但當展出者不是熟悉藝術表現的「藝術家」,而是喜愛畫畫、作詩、譜曲的創作者時,如何將畫作、詩文、歌曲轉換為裝置藝術的過程,則是整個展覽中,雖看不見,卻不得不記上一筆的精采。
展覽的發想與籌備,掀開精障者原本緊閉的心靈。社工的協助與藝術大學老師的意見,增添了展出的藝術性格。其他精障者的參與和共感,則讓每件作品不只是單一創作者的心聲,也承載了無數相似的苦痛經驗。
從發想、籌備、到佈展,每一個細節對參與者(精障者與非精障者)來說,都充滿了心靈上的擾動。他不只是一個在剝皮寮的藝文展,而是以藝術為媒介,串連精障者與其友善資源,在集體的討論、勞動中,增進理解,修補傷痕與恐懼的藝術行動。
當今年柏林影展以「忘記恐懼」為主題,邀請社會邊緣人展出時。很慶幸,台灣也有這樣一個,直接讓精障者與觀眾面對面的展覽。他和一般的看展經驗很不相同,唯有直接地去認識世明、連光、文通等創作者,親自和他們說說話,才算完整的閱讀了整個展覽。
如此,我們便有機會能以集體力量,撐起更多的支持和友善空間,跨越對疾病的恐懼與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