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程的力量—瞿筱葳《留味行》向所愛之人致敬
旅行,可以有許多理由,也可以毫無因由,只為出走而出走,台灣歌手陳綺貞則在《旅行的意義》中輕柔註解「你離開我,就是旅行的意義」。離開日常所熟悉的,或許是許多人旅行的原因,但瞿筱葳不然,她以《留味行》的固執與勇敢,亦步亦趨地追隨奶奶所踏過的路途,只為在旅程中更貼近所愛之人的生命。
採訪整理/張慧慧
2009 年,中國正在慶祝建國 60 年,而她走了好長的一段路,終於到達父親出生、爺爺奶奶居住了六年的四川宜賓。坐在長江滔滔的水邊,突然感覺歷史的洪流穿越了她,她從長輩們口中聽到的故事都留在 70 年前奶奶曾經居住過的這個城市裡,物是人已非,她在故事裡的現場,突然不知道自己為何而來,那些屬於奶奶徐留雲的歷史似乎被沖刷得不留痕跡,時空的錯置感,讓她感覺,這一切是不是毫無意義?
她對著江水,無法抑制地掉下眼淚。她,是瞿筱葳。
2008 年瞿筱葳以「重返祖母逃難之路」申請雲門流浪者計畫,2009 年執行,2011 年出版《留味行》一書,迫切地捕捉因奶奶過世而逐漸消逝的味道與記憶,她想,不做這件事情是會對不起自己的,小人物的小故事不應該只有被遺忘的命運。
瞿筱葳在訪談中指出,「穿越時空,只有電影才做的到,單純的紀錄片比較難完成,我只能靠文字的書寫來舒緩這『非做不可』的迫切感。」於是她寫成了《留味行》,以旅行、流浪連接家族敘事,不只書寫了個人生命,甚至捕捉了整個時代的變遷流轉,此特殊的旅行紀錄豐富了「流浪」的厚度與可能,印證德國導演溫德斯所言「異國,是通往自我的一種途徑」。因此,MOT/TIMES 希望能藉由與瞿筱葳的對談,讓讀者正視旅程所能給予人們的能量。
Q:您於 2009 年以「重返祖母逃難之路」獲得雲門流浪者計畫補助,2011 年出版《留味行》一書,然您在書中對這趟旅程的「尋根」抱持質疑的態度,請問您怎麼看待這趟旅程呢?
A:其實我並不是一個喜歡旅行的人,只是這件事必須要我一個人去完成,我因為內在非去不可的需求,才獨自進行這趟旅程。回來之後,許多報導將這趟旅行定義為「尋根」,我對這件事情抱有相當複雜的情緒,對我而言,「根」不是單一的,就像植物,是有很多鬚的。我排斥「尋根」的字眼,是因為這趟旅程並非在追尋中國國族的大敘事,也非追尋所謂的「中國的故鄉」,就算是同一個家族,每個人對「家」的定義也不一定相同,就像我奶奶是上海、父親是幼時居住的新竹,而我是台北,故鄉的定義是流動的,「尋根」會化約這些複雜的面向。我想要的,就只是親自走一趟我所敬愛的人所走過的路,向這位我所敬愛的老太太徐留雲致敬。
Q:獨自旅行,是與自己對話的開始。然在《留味行》這趟旅程中,您背負著家族的記憶上路,在行走與獨處中,您如何在歷史的洪流與家族敘事裡把持距離,看清自己的位置呢?
A:2009 年,恰逢中共建國一甲子,在舉國歡騰的氣氛裡,我走這段旅程,其實並沒有揹負這麼多沉重的東西。我們這一輩的人,對那段歷史並沒有真正的了解,我只是像個觀光客,去走、去看,這段獨自行走的旅程更像是以一個放鬆的狀態去「採集」。那些有故事的歷史遺跡在那兒,我經過它們,必然與其產生最直接的聯繫,且旅途中認識許多新的朋友,透過他們的故事,我像是在一段從無知到有知的過程裡,把許多小人物的生命歷程攤開來,回過頭重讀自己的家族史,才能一點一滴地與自身的歷史疊合,因而我是在寫作的過程裡才讓家族與歷史產生脈絡與對話的可能,才寫就了《留味行》。
Q:這趟旅程從奶奶的死亡開始回溯,《留味行》構織出今/昔、生/死複聲合唱的時空,近似於影片的蒙太奇剪輯。身為一個紀錄片創作者,此經驗是否影響了您的寫作方式?
A:對我而言,寫作與拍攝紀錄片的邏輯是不同的,兩者的頻道必須不斷地做切換。而《留味行》的題材太過龐雜,有太多層次要去表達,有 70 年前奶奶的旅行、 70 年後我的旅行,有歷史,有食物,當然也有許多私人的情感,但這些都只關乎我自身,讀者未必會想知道。因此,如何將此些脈絡交織,將私領域織入公領域,讓讀者能從其中產生共鳴,就必須透過資訊的篩選,我的確是用拍片的概念來思考《留味行》,蓄意地塊狀挪動文章的片段,這個結構化的過程與書寫的方式,完全是源於剪接的訓練。
Q:雲門流浪者計畫第一屆執行人王瑋廉指出,「一個人總需要時間與空間來面對自己的靈魂,流浪可以有千百種理由,但只有行動是真的。」旅行或寫作都可稱為一種「行動」,對您而言,這兩者的意義為何?
A:旅行是「放」,寫作是「收」。對我而言,旅行的當下就是把所有事情都放掉,看似獨身一人,但人與人的關係其實是密切的,你可以看到不同的東西、遇見不同的人,與世界的互動非常緊密;寫作的經驗則像是爬山,爬一座高山,必須要有計劃的進行,比如一天要上升幾公尺,走幾公里,寫作就像是一個緩緩上升的過程,偶爾還需要「下山」,以一個距離來重整自己的寫作結構。因此,相對於「旅行」與很多人都能產生接觸的行動方式,寫作更是一趟孤獨的旅程。
2009 年,中國正在慶祝建國 60 年,而她走了好長的一段路,終於到達父親出生、爺爺奶奶居住了六年的四川宜賓。坐在長江滔滔的水邊,突然感覺歷史的洪流穿越了她,她從長輩們口中聽到的故事都留在 70 年前奶奶曾經居住過的這個城市裡,物是人已非,她在故事裡的現場,突然不知道自己為何而來,那些屬於奶奶徐留雲的歷史似乎被沖刷得不留痕跡,時空的錯置感,讓她感覺,這一切是不是毫無意義?
她對著江水,無法抑制地掉下眼淚。她,是瞿筱葳。
2008 年瞿筱葳以「重返祖母逃難之路」申請雲門流浪者計畫,2009 年執行,2011 年出版《留味行》一書,迫切地捕捉因奶奶過世而逐漸消逝的味道與記憶,她想,不做這件事情是會對不起自己的,小人物的小故事不應該只有被遺忘的命運。
瞿筱葳在訪談中指出,「穿越時空,只有電影才做的到,單純的紀錄片比較難完成,我只能靠文字的書寫來舒緩這『非做不可』的迫切感。」於是她寫成了《留味行》,以旅行、流浪連接家族敘事,不只書寫了個人生命,甚至捕捉了整個時代的變遷流轉,此特殊的旅行紀錄豐富了「流浪」的厚度與可能,印證德國導演溫德斯所言「異國,是通往自我的一種途徑」。因此,MOT/TIMES 希望能藉由與瞿筱葳的對談,讓讀者正視旅程所能給予人們的能量。
Q:您於 2009 年以「重返祖母逃難之路」獲得雲門流浪者計畫補助,2011 年出版《留味行》一書,然您在書中對這趟旅程的「尋根」抱持質疑的態度,請問您怎麼看待這趟旅程呢?
A:其實我並不是一個喜歡旅行的人,只是這件事必須要我一個人去完成,我因為內在非去不可的需求,才獨自進行這趟旅程。回來之後,許多報導將這趟旅行定義為「尋根」,我對這件事情抱有相當複雜的情緒,對我而言,「根」不是單一的,就像植物,是有很多鬚的。我排斥「尋根」的字眼,是因為這趟旅程並非在追尋中國國族的大敘事,也非追尋所謂的「中國的故鄉」,就算是同一個家族,每個人對「家」的定義也不一定相同,就像我奶奶是上海、父親是幼時居住的新竹,而我是台北,故鄉的定義是流動的,「尋根」會化約這些複雜的面向。我想要的,就只是親自走一趟我所敬愛的人所走過的路,向這位我所敬愛的老太太徐留雲致敬。
Q:獨自旅行,是與自己對話的開始。然在《留味行》這趟旅程中,您背負著家族的記憶上路,在行走與獨處中,您如何在歷史的洪流與家族敘事裡把持距離,看清自己的位置呢?
A:2009 年,恰逢中共建國一甲子,在舉國歡騰的氣氛裡,我走這段旅程,其實並沒有揹負這麼多沉重的東西。我們這一輩的人,對那段歷史並沒有真正的了解,我只是像個觀光客,去走、去看,這段獨自行走的旅程更像是以一個放鬆的狀態去「採集」。那些有故事的歷史遺跡在那兒,我經過它們,必然與其產生最直接的聯繫,且旅途中認識許多新的朋友,透過他們的故事,我像是在一段從無知到有知的過程裡,把許多小人物的生命歷程攤開來,回過頭重讀自己的家族史,才能一點一滴地與自身的歷史疊合,因而我是在寫作的過程裡才讓家族與歷史產生脈絡與對話的可能,才寫就了《留味行》。
Q:這趟旅程從奶奶的死亡開始回溯,《留味行》構織出今/昔、生/死複聲合唱的時空,近似於影片的蒙太奇剪輯。身為一個紀錄片創作者,此經驗是否影響了您的寫作方式?
A:對我而言,寫作與拍攝紀錄片的邏輯是不同的,兩者的頻道必須不斷地做切換。而《留味行》的題材太過龐雜,有太多層次要去表達,有 70 年前奶奶的旅行、 70 年後我的旅行,有歷史,有食物,當然也有許多私人的情感,但這些都只關乎我自身,讀者未必會想知道。因此,如何將此些脈絡交織,將私領域織入公領域,讓讀者能從其中產生共鳴,就必須透過資訊的篩選,我的確是用拍片的概念來思考《留味行》,蓄意地塊狀挪動文章的片段,這個結構化的過程與書寫的方式,完全是源於剪接的訓練。
Q:雲門流浪者計畫第一屆執行人王瑋廉指出,「一個人總需要時間與空間來面對自己的靈魂,流浪可以有千百種理由,但只有行動是真的。」旅行或寫作都可稱為一種「行動」,對您而言,這兩者的意義為何?
A:旅行是「放」,寫作是「收」。對我而言,旅行的當下就是把所有事情都放掉,看似獨身一人,但人與人的關係其實是密切的,你可以看到不同的東西、遇見不同的人,與世界的互動非常緊密;寫作的經驗則像是爬山,爬一座高山,必須要有計劃的進行,比如一天要上升幾公尺,走幾公里,寫作就像是一個緩緩上升的過程,偶爾還需要「下山」,以一個距離來重整自己的寫作結構。因此,相對於「旅行」與很多人都能產生接觸的行動方式,寫作更是一趟孤獨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