肉身地景裡的漫遊者,專訪荷蘭經濟學者兼藝術家漢斯・艾賓
他是聞名國際的經濟學家,也是極受尊崇的藝術家。他的理性與感性不只相互衝突,時常它們像兩頭蛇一般狂暴地攻擊著彼此,撕咬著自己分歧的意志。荷蘭經濟學者兼藝術家漢斯・艾賓(Hans Abbing)曾以《為什麼藝術家那麼窮》一書引起藝術圈廣泛討論,月前他在阿姆斯特丹的特展「The boy I could have been」(那個我可能成為的男孩),展現他學者理性背後,激烈地近乎痛苦的感性,他的創作是一首夭折的青春輓歌,為那個在成長的關口揮手離去、永遠沒有機會長大的男孩——他自己,日夜不停地哼唱著。MOT/TIMES 特派記者獨家專訪到漢斯・艾賓,聆聽他最私密的成長與創作故事,一同走進他飽受煎熬的天才心靈創造出來的肉身天堂。
提起漢斯・艾賓,就難免想到他那本跨時代的爭議性鉅作《為什麼藝術家那麼窮》(Why are Artists Poor?),在荷蘭那樣一個藝術家深受政府愛護的國家,那樣一個長久以來把藝術當作公共財挹助的傳統,他斗膽點破政府獎助金結構性地把藝術家推入貧窮的處境,建議政府讓藝術回歸市場,讓藝術自生自滅,無疑得罪了不少文化界人士。然而人們時常忘記他的另一個身分,除了是知名的文化經濟學者外,他也是個藝術家。他如此攻擊西方高尚藝術的傳統,難道不怕物傷其類,拿石頭砸自己的腳丫?
以少年為模特兒的素描是他至今歷時最長的系列作品,強烈簡潔的色彩與線條,刻畫出少年潛在的憤怒與攻擊性。(Photographs by Agnes Poe)
漢斯・艾賓的回答一向豁達:「我已經準備好被遺忘了,我相信我絕大多數的作品不會留存下來,也沒有留存的必要。」創作對他來說,自身就是目的,他不需要為它的作品多做解釋,尋找身世。多年來,藝術創作撫慰了他躁動不安的心靈,幫助他面對成長過程裡的傷痛,以及隨之而來的孤獨。他的藝術就是自我療癒的百憂解,是向源頭向歸處溯游而上的小舟,帶領他走過荒蕪宇宙的地圖卷軸。
漢斯・艾賓運用了全景攝影的技巧,將人體扭曲變形為地景一般的景致,恍然一看還有些像是廣袤荒涼的沙漠。
肉身地景
這一次,漢斯・艾賓為我們展開了這張漫遊者的孤寂地圖,帶我們走進他的世界。《長路迢迢的返家之旅》(The Long Way Home)是他結合全景攝影(Panoramic photography)與動畫的最新裝置藝術作品。一個個向觀眾們張開的肉身,化作冰涼荒蕪的地景,緩慢移動的景觀,暗示著這是一個旅程、一個經驗,而不是召喚窺淫的肉體。觀眾無可選擇地必須跟隨他的步伐,行過陰毛匯成的森林,攀過拱起的腿側豎起的高山,你不得不流連在柔軟肚皮的高原上,望進一只幽黑的井探向深處,仰望遠方圓滑美好的山丘堆疊在地平線的盡頭。
「我把它命名做《長路迢迢的返家之旅》。因為所有的旅程,最後的終點必然是『家』。我們總是為了回家而展開旅行的。」漢斯・艾賓說。他的目光溫柔地停留在白牆上的地景投影裡,卻總記得在迷失的邊緣轉過頭望著我,回到世界這一端。回家?那是個什麼樣的家?是泛義的根源來處,還是那個我們長大成人、往往伴隨著某種傷痛與傷感的原生家庭?對他來說,在終點處等待著他的,是怎樣的一個家?
晃動模糊的少年頭像 (右上角是他自己的肖像)彷彿將少年的靈魂從僵固的輪廓中釋放出來,或開啟了進入了可能性。(Photographs by Agnes Poe)
殘缺的少年
雖然這樣的問題總顯得太過私密,我還是忍不住問漢斯・艾賓,「家」對他來說代表著什麼?而他也輕易地告訴了我。一如眾人早已通曉的,漢斯・艾賓出在荷蘭著名的學者之家,父母兄弟姊妹都是教授與知名學者;然而人們不曉得的是,這樣令人豔羨的背景,對年幼的他卻宛若煉獄。從小到大,家中日常的對話仿若博士生討論會,必須言之成理,句句機鋒 ,要不然就會被忽略、甚至被羞辱。
漢斯・艾賓說:「我跟我的家人很不一樣,我感性的那面比較強,對他們來說,訴諸情感的表達是不可理解的,他們覺得我沒有資格與他們對話。我也因此變得很安靜,學會把自己的情緒隱藏起來,把自己照顧好從不讓人擔心。我並沒有經歷所謂的叛逆期或青春期,那就是我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我從來沒有機會把我潛在的憤怒釋放出來,像其他正常的男孩子一樣,藉由這個過程而長大成人。因此我的內心某個程度上一直就是那個 13 歲的男孩,我從來就沒有長大。」
漢斯・艾賓的少年頭像捕捉了一整個情緒變動的瞬間。(Photographs by Agnes Poe)
靈魂的入口
這種殘缺感,成為他一系列以「男孩」為主題的素描與攝影作品的主要出發點。在他跨越二十餘年的素描系列作品中,他常選用青春期前後的少年為模特兒,強烈而簡單的線條,勾勒出一個又一個微慍甚至帶攻擊性的男孩面孔。這些畫作通常有一個特別的「弱點」(weak point)或擊破點,多半是重筆刻畫的深邃眼睛或微微張開的嘴巴,這是他刻意開啟、以供自己能再度進入的靈魂「入口」。漢斯・艾賓解釋:「我渴望著瞭解他們,我想進入他們的腦中,瞭解他們在想些著什麼,甚至成為他們,那個我無法長成的男孩。」
另一系列以轉動的拍攝對象或攝影機製成的、看似失焦的攝影作品,則是他尋找這靈魂入口的另一個嘗試。以自製光學攝影機拍攝的作品,讓底片與被攝者反方向運轉,讓被攝者的左眼比右眼更早被底片捕捉,曝光時間差距可長達 3 分鐘。這段時間內,被攝者的情緒或注意力已然改變,呈現在底片上的就是這渾沌不明的分秒之間,被攝者從自我形貌的邊界被釋放出來,向觀賞者/攝影者開放了自己。
與少年角力的攝影系列作品,清楚地表現出他與「那個他可能長成的男孩」之間的掙扎與角力,時而勢均力敵,時而黯然落敗。(Photographs by Agnes Poe)
肉身的天堂
漢斯・艾賓用「掃瞄」(scan)這個字眼取代攝像,對他來說,用鏡頭清楚地把被攝體拍攝下來從來就不是他的主要目的。恰恰相反地,他探索照相機(攝影者)與被攝體的運動之間的關連與背離創造出來的無限可能性,然而他的目的並非單純的好奇與美感實驗,他尋找是那吉光片羽間,我們無從擁有、稍縱即逝、活生生的肉身降臨在我們身上的親密感。事實是,我們愛著的,從來就不是靜物般美好的臉孔、美麗的軀體,而是那在臉孔上勾勒笑容、驅動著肉體動作的「人」、「生命」或「靈魂」;然而正因為這樣的幸福只能由另一個個體給予,人們無可避免地活在這種對愛與愛情對象的需求與匱乏之中。
左圖:《身體地景》(Bodyscapes)系列攝影作品可謂是《長路迢迢的返家之旅》之前身,不同之處在於此系列較後者具象,也因此更具挑釁意味。
右圖:漢斯・艾賓在阿姆斯特丹 Witteveen 視覺藝術展覽中心推出的特展「那個我可能成為的男孩」吸引了許多參觀民眾,極簡的展覽空間與展示風格,更加彰顯他作品的強烈視覺性。(Photographs by Agnes Poe)
對一個害羞而自我封閉的 13 歲男孩來說,對愛與親密感的渴求,必然激烈地令他幾乎窒息,又同時晦澀地難以理解。於是這個長不大的男孩,開始捕捉這些肉身裡的生命,試圖把它們永恆地記錄在相紙上,任誰也奪不走。他搬來一張轉動的圓桌,讓模特兒站在桌上,不時地舞動四肢與肢體,擺放在特定角度的相機拍下一張張四肢舞動恍若飛鳥的影像,他喚它做《天堂》(Heaven)。他讓相機從空中降下,迴轉著恍若思凡的天使,探入張開的肉體,將肉身幻化成地景,如此他能夠永遠地安歇在愛人的臂膀裡,恣意探索著這綿延不絕的肉身原野,再也不怕流離。
漫遊者與旁觀者
「我和母親有著非常複雜的關係,童年對我一生的影響是很深遠的,對我來說保持親密關係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而且通常會帶來毀滅性的結果。或許這也是為什麼在我的作品裡,我總是與對象保持著距離,我只是一個旁觀者,在肉體地景中徘徊的漫遊者。這肉體的景觀,一如你與某人躺在床上,你們靠得如此貼近,他的身體在你的視覺中扭曲變形、無從辨識輪廓。你覺得自己可以進入其中,不再被身體的邊界排除在外......」漢斯・艾賓的語聲越來越輕柔,終於落進了午後畫廊清冽的寂靜之中,半餉,我們都沒有說話。
漢斯・艾賓當然不是第一個把身體化為地景的藝術家,然而他的肉身地景卻有著與眾不同的風景,它既不猥褻地召喚,也欠缺張揚的激情;它是一個恐懼著不被愛的孩子的天堂夢境,孤寂與悲傷在這夢裡暫且被遺忘了,卻從未曾消失。
舞動的肢體從雪白的背景飛躍而出,這樣的景致,在漢斯・艾賓的眼中,可比美天堂。
如果說,情感的不成熟讓他只能甘為愛的旁觀者,他另一廂過度發展的理性,也逼著他對摯愛的藝術冷眼旁觀。他於 2002 年出版的《為什麼藝術家那麼窮》狠刮了歐洲政府的文化保護主義一耳光,但讓他獲罪於荷蘭文化圈的卻是 2009 年出版的小冊子《從高尚藝術到新藝術》(Van Hoge naar Nieuwe Kunst)。他書中提出的觀察,如古典音樂之所以流失年輕觀眾,是因為正襟危坐的音樂會形式與當下年輕人的娛樂型態無法調合,過度標榜高姿態,只落得曲高和寡無法在自由市場中生存。他建議,正如同莫札特的新型輕歌劇取代了當時視為高尚藝術的宗教音樂,我們也應該任由新的藝術形式,如流行音樂與電子音樂,取代不再與民眾生活相關的古典音樂;或者,古典音樂必須放下身段,端出啤酒與三明治,迎合現代民眾的消費模式。
幾年過後,經濟危機下的荷蘭政府全盤翻轉文化政策,大量刪減文化預算,許多中小型的表演團體與藝術空間喪失了政府的輔助,不得不停止營運。這樣的改變,或多或少印證了他的見解,問及他對預算刪減後荷蘭文化藝術界未來的看法,他絲毫沒有理論被證實後的志得意滿,他學者的那一面總是如此地清醒,不容一點情感的雜質。
多媒體裝置版的《長路迢迢的返家之旅》,帶領著觀賞者與他一同漫遊於肉身地景之中,探索渺茫的返家之路。
藝術不再重要了嗎?
「藝術在以往被看得那麼重要,主要是因為幾百年前的社會不如現代自由,藝術家波西米亞式的生活方式,被看做是真摯而不造假的,因此廣受推崇。同時欣賞藝術的人通常是具有決定權的菁英份子,他們認為藝術應該受到全民的保護與支持。然而當社會變得越來越民主, 人們就開始質疑藝術的重要性了。在荷蘭文化預算雖然受到刪減,刪減的比例其實並不高,不過這的確有著象徵性的意義,亦即藝術應由受到社會保護與支持的自明性開始消失了。照這樣的趨勢發展,未來藝術的發展會越來越兩極化,一是強調實驗性的學院式藝術,另一個就是娛樂化的藝術,文化產業會變得越來越重要。」作為一個學者,漢斯・艾賓從來不談「願景」,也不討論「解決之道」,他只是張開一雙銳利的眼,點出那個我們不願意承認的事實。
那個我可能成為的男孩
這樣一個不與普世同流、堅持己道的特立心靈,為什麼會如此地豔羨著那些平凡的少年們?為什麼在他的藝術裡,他一再地渴望進入他們的靈魂內、成為他們,成長為一個平凡的(男)人?我告訴漢斯・艾賓我的不解,我以為不同凡響是一種值得歡慶的天賦。他微笑地點點頭,一手抹過滿佈鬍渣的下巴,說:「的確,我其實非常享受創作這些挑釁道德界線的藝術作品,我也不在乎我的看法與眾不同開罪於人。或許我並不想長成一個平凡的成年人,但我還是對這些能夠長大成人的男孩充滿了嫉妒之情,我時常想著,我的生命會是多麼不一樣啊!」
我望著他蒼老又無比青澀的臉孔,突然明白了他成長的渴望,原來他以為長大之後我們就不再孤單了。我遲疑著要不要告訴他,到現在我還是時時刻刻地感到孤寂。還是原來,我也像他一樣,一直都沒有長大呢?
以少年為模特兒的素描是他至今歷時最長的系列作品,強烈簡潔的色彩與線條,刻畫出少年潛在的憤怒與攻擊性。(Photographs by Agnes Poe)
漢斯・艾賓的回答一向豁達:「我已經準備好被遺忘了,我相信我絕大多數的作品不會留存下來,也沒有留存的必要。」創作對他來說,自身就是目的,他不需要為它的作品多做解釋,尋找身世。多年來,藝術創作撫慰了他躁動不安的心靈,幫助他面對成長過程裡的傷痛,以及隨之而來的孤獨。他的藝術就是自我療癒的百憂解,是向源頭向歸處溯游而上的小舟,帶領他走過荒蕪宇宙的地圖卷軸。
漢斯・艾賓運用了全景攝影的技巧,將人體扭曲變形為地景一般的景致,恍然一看還有些像是廣袤荒涼的沙漠。
肉身地景
這一次,漢斯・艾賓為我們展開了這張漫遊者的孤寂地圖,帶我們走進他的世界。《長路迢迢的返家之旅》(The Long Way Home)是他結合全景攝影(Panoramic photography)與動畫的最新裝置藝術作品。一個個向觀眾們張開的肉身,化作冰涼荒蕪的地景,緩慢移動的景觀,暗示著這是一個旅程、一個經驗,而不是召喚窺淫的肉體。觀眾無可選擇地必須跟隨他的步伐,行過陰毛匯成的森林,攀過拱起的腿側豎起的高山,你不得不流連在柔軟肚皮的高原上,望進一只幽黑的井探向深處,仰望遠方圓滑美好的山丘堆疊在地平線的盡頭。
「我把它命名做《長路迢迢的返家之旅》。因為所有的旅程,最後的終點必然是『家』。我們總是為了回家而展開旅行的。」漢斯・艾賓說。他的目光溫柔地停留在白牆上的地景投影裡,卻總記得在迷失的邊緣轉過頭望著我,回到世界這一端。回家?那是個什麼樣的家?是泛義的根源來處,還是那個我們長大成人、往往伴隨著某種傷痛與傷感的原生家庭?對他來說,在終點處等待著他的,是怎樣的一個家?
晃動模糊的少年頭像 (右上角是他自己的肖像)彷彿將少年的靈魂從僵固的輪廓中釋放出來,或開啟了進入了可能性。(Photographs by Agnes Poe)
殘缺的少年
雖然這樣的問題總顯得太過私密,我還是忍不住問漢斯・艾賓,「家」對他來說代表著什麼?而他也輕易地告訴了我。一如眾人早已通曉的,漢斯・艾賓出在荷蘭著名的學者之家,父母兄弟姊妹都是教授與知名學者;然而人們不曉得的是,這樣令人豔羨的背景,對年幼的他卻宛若煉獄。從小到大,家中日常的對話仿若博士生討論會,必須言之成理,句句機鋒 ,要不然就會被忽略、甚至被羞辱。
漢斯・艾賓說:「我跟我的家人很不一樣,我感性的那面比較強,對他們來說,訴諸情感的表達是不可理解的,他們覺得我沒有資格與他們對話。我也因此變得很安靜,學會把自己的情緒隱藏起來,把自己照顧好從不讓人擔心。我並沒有經歷所謂的叛逆期或青春期,那就是我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我從來沒有機會把我潛在的憤怒釋放出來,像其他正常的男孩子一樣,藉由這個過程而長大成人。因此我的內心某個程度上一直就是那個 13 歲的男孩,我從來就沒有長大。」
漢斯・艾賓的少年頭像捕捉了一整個情緒變動的瞬間。(Photographs by Agnes Poe)
靈魂的入口
這種殘缺感,成為他一系列以「男孩」為主題的素描與攝影作品的主要出發點。在他跨越二十餘年的素描系列作品中,他常選用青春期前後的少年為模特兒,強烈而簡單的線條,勾勒出一個又一個微慍甚至帶攻擊性的男孩面孔。這些畫作通常有一個特別的「弱點」(weak point)或擊破點,多半是重筆刻畫的深邃眼睛或微微張開的嘴巴,這是他刻意開啟、以供自己能再度進入的靈魂「入口」。漢斯・艾賓解釋:「我渴望著瞭解他們,我想進入他們的腦中,瞭解他們在想些著什麼,甚至成為他們,那個我無法長成的男孩。」
另一系列以轉動的拍攝對象或攝影機製成的、看似失焦的攝影作品,則是他尋找這靈魂入口的另一個嘗試。以自製光學攝影機拍攝的作品,讓底片與被攝者反方向運轉,讓被攝者的左眼比右眼更早被底片捕捉,曝光時間差距可長達 3 分鐘。這段時間內,被攝者的情緒或注意力已然改變,呈現在底片上的就是這渾沌不明的分秒之間,被攝者從自我形貌的邊界被釋放出來,向觀賞者/攝影者開放了自己。
與少年角力的攝影系列作品,清楚地表現出他與「那個他可能長成的男孩」之間的掙扎與角力,時而勢均力敵,時而黯然落敗。(Photographs by Agnes Poe)
肉身的天堂
漢斯・艾賓用「掃瞄」(scan)這個字眼取代攝像,對他來說,用鏡頭清楚地把被攝體拍攝下來從來就不是他的主要目的。恰恰相反地,他探索照相機(攝影者)與被攝體的運動之間的關連與背離創造出來的無限可能性,然而他的目的並非單純的好奇與美感實驗,他尋找是那吉光片羽間,我們無從擁有、稍縱即逝、活生生的肉身降臨在我們身上的親密感。事實是,我們愛著的,從來就不是靜物般美好的臉孔、美麗的軀體,而是那在臉孔上勾勒笑容、驅動著肉體動作的「人」、「生命」或「靈魂」;然而正因為這樣的幸福只能由另一個個體給予,人們無可避免地活在這種對愛與愛情對象的需求與匱乏之中。
左圖:《身體地景》(Bodyscapes)系列攝影作品可謂是《長路迢迢的返家之旅》之前身,不同之處在於此系列較後者具象,也因此更具挑釁意味。
右圖:漢斯・艾賓在阿姆斯特丹 Witteveen 視覺藝術展覽中心推出的特展「那個我可能成為的男孩」吸引了許多參觀民眾,極簡的展覽空間與展示風格,更加彰顯他作品的強烈視覺性。(Photographs by Agnes Poe)
對一個害羞而自我封閉的 13 歲男孩來說,對愛與親密感的渴求,必然激烈地令他幾乎窒息,又同時晦澀地難以理解。於是這個長不大的男孩,開始捕捉這些肉身裡的生命,試圖把它們永恆地記錄在相紙上,任誰也奪不走。他搬來一張轉動的圓桌,讓模特兒站在桌上,不時地舞動四肢與肢體,擺放在特定角度的相機拍下一張張四肢舞動恍若飛鳥的影像,他喚它做《天堂》(Heaven)。他讓相機從空中降下,迴轉著恍若思凡的天使,探入張開的肉體,將肉身幻化成地景,如此他能夠永遠地安歇在愛人的臂膀裡,恣意探索著這綿延不絕的肉身原野,再也不怕流離。
漫遊者與旁觀者
「我和母親有著非常複雜的關係,童年對我一生的影響是很深遠的,對我來說保持親密關係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而且通常會帶來毀滅性的結果。或許這也是為什麼在我的作品裡,我總是與對象保持著距離,我只是一個旁觀者,在肉體地景中徘徊的漫遊者。這肉體的景觀,一如你與某人躺在床上,你們靠得如此貼近,他的身體在你的視覺中扭曲變形、無從辨識輪廓。你覺得自己可以進入其中,不再被身體的邊界排除在外......」漢斯・艾賓的語聲越來越輕柔,終於落進了午後畫廊清冽的寂靜之中,半餉,我們都沒有說話。
漢斯・艾賓當然不是第一個把身體化為地景的藝術家,然而他的肉身地景卻有著與眾不同的風景,它既不猥褻地召喚,也欠缺張揚的激情;它是一個恐懼著不被愛的孩子的天堂夢境,孤寂與悲傷在這夢裡暫且被遺忘了,卻從未曾消失。
舞動的肢體從雪白的背景飛躍而出,這樣的景致,在漢斯・艾賓的眼中,可比美天堂。
如果說,情感的不成熟讓他只能甘為愛的旁觀者,他另一廂過度發展的理性,也逼著他對摯愛的藝術冷眼旁觀。他於 2002 年出版的《為什麼藝術家那麼窮》狠刮了歐洲政府的文化保護主義一耳光,但讓他獲罪於荷蘭文化圈的卻是 2009 年出版的小冊子《從高尚藝術到新藝術》(Van Hoge naar Nieuwe Kunst)。他書中提出的觀察,如古典音樂之所以流失年輕觀眾,是因為正襟危坐的音樂會形式與當下年輕人的娛樂型態無法調合,過度標榜高姿態,只落得曲高和寡無法在自由市場中生存。他建議,正如同莫札特的新型輕歌劇取代了當時視為高尚藝術的宗教音樂,我們也應該任由新的藝術形式,如流行音樂與電子音樂,取代不再與民眾生活相關的古典音樂;或者,古典音樂必須放下身段,端出啤酒與三明治,迎合現代民眾的消費模式。
幾年過後,經濟危機下的荷蘭政府全盤翻轉文化政策,大量刪減文化預算,許多中小型的表演團體與藝術空間喪失了政府的輔助,不得不停止營運。這樣的改變,或多或少印證了他的見解,問及他對預算刪減後荷蘭文化藝術界未來的看法,他絲毫沒有理論被證實後的志得意滿,他學者的那一面總是如此地清醒,不容一點情感的雜質。
多媒體裝置版的《長路迢迢的返家之旅》,帶領著觀賞者與他一同漫遊於肉身地景之中,探索渺茫的返家之路。
藝術不再重要了嗎?
「藝術在以往被看得那麼重要,主要是因為幾百年前的社會不如現代自由,藝術家波西米亞式的生活方式,被看做是真摯而不造假的,因此廣受推崇。同時欣賞藝術的人通常是具有決定權的菁英份子,他們認為藝術應該受到全民的保護與支持。然而當社會變得越來越民主, 人們就開始質疑藝術的重要性了。在荷蘭文化預算雖然受到刪減,刪減的比例其實並不高,不過這的確有著象徵性的意義,亦即藝術應由受到社會保護與支持的自明性開始消失了。照這樣的趨勢發展,未來藝術的發展會越來越兩極化,一是強調實驗性的學院式藝術,另一個就是娛樂化的藝術,文化產業會變得越來越重要。」作為一個學者,漢斯・艾賓從來不談「願景」,也不討論「解決之道」,他只是張開一雙銳利的眼,點出那個我們不願意承認的事實。
那個我可能成為的男孩
這樣一個不與普世同流、堅持己道的特立心靈,為什麼會如此地豔羨著那些平凡的少年們?為什麼在他的藝術裡,他一再地渴望進入他們的靈魂內、成為他們,成長為一個平凡的(男)人?我告訴漢斯・艾賓我的不解,我以為不同凡響是一種值得歡慶的天賦。他微笑地點點頭,一手抹過滿佈鬍渣的下巴,說:「的確,我其實非常享受創作這些挑釁道德界線的藝術作品,我也不在乎我的看法與眾不同開罪於人。或許我並不想長成一個平凡的成年人,但我還是對這些能夠長大成人的男孩充滿了嫉妒之情,我時常想著,我的生命會是多麼不一樣啊!」
我望著他蒼老又無比青澀的臉孔,突然明白了他成長的渴望,原來他以為長大之後我們就不再孤單了。我遲疑著要不要告訴他,到現在我還是時時刻刻地感到孤寂。還是原來,我也像他一樣,一直都沒有長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