攤開資料夾中的畫表，藝術指導李天爵展示著拍攝時的美術場景與畫作出場的分鏡表，與蔡明亮導演合作多年的他，除了擅長以戲劇文本為骨幹，建構獨特視覺美學，更善於將角色情感投射融入場景之中，展現獨特的電影層次。


曾獲金馬獎最佳美術設計的李天爵（左）這次擔任電影《惡之畫》的藝術指導，並邀請藝術家蔡宜儒（右）為劇中角色量身打造新作。（Photo Credit：MOT TIMES、Photography by 余松翰）

李天爵參與《惡之畫》的第一個重大決定，就是為貫穿全片的畫作，找到氣味相符、靈魂相投的藝術家，為角色量身打造獨一無二的畫作。而在電影中至關重要的兩個角色：中年不得志畫家許寶清（東明相 飾），李天爵找了寫實功力強、具古典西洋畫派質地的邱匡毅老師，畫出三幅死刑犯的人像畫；而貫穿全片的年輕死刑犯周政廷（黃河 飾），儘管戲份少，每次出場卻都帶來關鍵性的轉折，兩幅畫作更扮演著點亮全片的決定性瞬間。透過漫長的海選尋覓，李天爵挑中了充滿個人風格、色彩奔放且深具現代語彙的畫家蔡宜儒，為周政廷量身打造兩幅作品：《惡之畫》與《善之畫》。


在電影《惡之畫》中，由東明相所飾演的許寶清是一名中年卻不得志的畫家。（Photo Credit：積極電影有限公司）

 

訂製一個藝術家  用畫作揣摩角色
 

「我拿到劇本時，就覺得電影中的畫必須是一個獨立的作品，才能跟電影對話。」李天爵分享，過往電影的美術操作，多半是訂製藝術品作為佈景與道具，但這次的劇本並置了藝術與道德規範兩個母題，各有各的標籤與生命力，彼此無法有從屬關係。「我有個企圖，想讓畫框跟影框各自是獨立的個體。」李天爵表示，與導演討論後，決定採「訂製一個藝術家」的模式，讓畫出來的東西成為具情感訊息和理解符號的「生命體」，也相當於一個角色。

細推青年畫家周政廷這個角色，外表漠然、沒有太大情緒起伏，但內心卻有著滿腔的騷動與躁動，因為在不適宜的時機和地點爆發，而被貼上犯人的標籤，爾後才在畫中找到宣洩的管道。「我隱約從蔡宜儒的畫中，感覺到與周政廷心境相仿之處。」李天爵解釋，蔡宜儒從早期黑白水墨，到中後期的作品如《搖滾童話》、《叢林派對》等，夾雜動物的赤子之心、高彩度的濃烈情緒，整個繪畫脈絡都與角色後期的心境有所呼應，將殘酷的現實轉化為畫布上的童趣想像，其中的張力和戲劇性，都足以與電影的影像敘事有所呼應。他笑說，找到蔡宜儒是劇組的幸運。


在電影拍攝的過程中李天爵經常與蔡宜儒相互討論如何讓「作品」不只是配角，也是個獨立的存在。（Photo Credit：積極電影有限公司）

 

 

不同於過往單純畫作的買賣，這次跨界合作宛如將蔡宜儒與黃河同時放置到周政廷這個角色中，只是一個用身體揣摩、一個用繪畫。「我的畫在電影中是有戲份的。」在蔡宜儒的解讀中，周政廷是一個情緒起伏極高、幾近無法自處的心理狀態，儘管內在浴滿赤子之心，卻非表面社會能閱讀到的細節。「那個極端的心性變化，基本上存在我個人身上。」

蔡宜儒解釋，他的心裡有一塊很激烈、澎湃，外表卻又儒雅溫文；有一部分過於早熟，卻又有孩子般的初心，在這極端的擺盪之間，繪畫是他內外的平衡，也是宣洩的出口。他笑說：「如果沒有畫畫，我可能就不是現在這樣子了。」太過濃烈的情感，讓他經常在創作中失控，因此年輕死刑犯周政廷這個角色的心性起伏，於他而言一點也不陌生。


爬梳過往蔡宜儒的作品用色，不難看出他溫文儒雅外表下，暗藏著一股濃烈奔放的情感。（Photo Credit：MOT TIMES、Photography by 余松翰）

不只是電影：置入真實生命經驗的作畫

 

死刑犯的角色在電影中，往往因為「標籤」而被扁平化，成為可預期的單一樣貌。經過去年《我們與惡的距離》打開臺灣觀眾對死刑犯的想像與討論後，《惡之畫》挑戰帶入藝術的詮釋，讓死刑犯的回歸更單純的「人」的一面，藉由畫作的靈性揮灑，賦予更加鮮明的心境，意圖打破既有的電影語言，製造跨領域溝通的可能性。

 

電影前半段的畫作《惡之畫》中，蔡宜儒透過筆觸的張力與黑白對比，將殺人犯周政庭的野性與魔性，張牙舞爪地體現在畫作上。這幅畫在電影中出現無數次，然而不管從哪個角度、光線之下拍攝，視覺刺激都未有一絲稍減，展現深刻且強烈的魔性。尾聲的《善之畫》則採高明度與高彩度的色彩來駕馭，反應角色內心的赤子之心，以及黑暗中的一點光亮，與最初被貼上厚重標籤的心理，帶出強烈的反差。


在電影《惡之畫》中黃河飾演極具繪畫天份的死刑犯周政廷。（Photo Credit：積極電影有限公司）

蔡宜儒的作品《惡之畫》在電影中扮演了非常關鍵的角色。（Photo Credit：MOT TIMES、Photography by 余松翰）

用最低限的技術，把視覺張力拉到最高

 

為了讓畫作更加貼近角色心境，李天爵試著將畫家、演員與場景兜在一起。他帶著黃河與美術組工作人員到蔡宜儒的工作室，顏料的流瀉、空氣中的氣味，都在交流與討論中深深刻入劇組的腦海；也在拍攝獄中作畫的那場戲時，帶蔡宜儒進到現場，半是指點黃河的作畫表演、半是讓他同步感受周政廷這個角色的感受與情緒。「我想把蔡宜儒在現實世界的觀感，置入到電影中。」李天爵透露，這作法比較罕見，但成功的讓蔡宜儒提前完成《善之畫》的創作，更高度符合電影需要的敘事性與張力。


如何讓一介四十歲的熟齡畫家，表現不到20歲的青年畫家狀態，這是蔡宜儒在這次跨界合作中最困難的挑戰。圖為作品《善之畫》。（Photo Credit：MOT TIMES、Photography by 余松翰）

「電影要符合實際狀況，最大的難度，就是讓一介四十歲的熟齡畫家，表現不到20歲的青年畫家狀態。」蔡宜儒解釋，他與周政廷的心性狀態有著本質上的差異，周政廷應該更加奔放、生澀些；另外監獄也不容許進階的畫具進入，因此技巧上得降低技術性、提高本能性，甚至是徒手，才能精準詮釋青年畫家的畫作。他用棒球來形容這次跨界合作，「就像是劇組投一顆球，我要揮棒，但不能用成棒的力道去揮，必須回到青少棒的狀態，有點生澀、稚嫩，但這顆球還是得全壘打。」用最低限的技術，把視覺張力拉到最高；不能傾盡實力的創作，但依然得充滿力量。
 

「這是對作為一個畫家的我而言，最困難的挑戰了。」蔡宜儒笑說。

 

顏料是子彈，畫筆就像武士刀
 

與黃河的交流中，蔡宜儒也跟他分享，「這些顏料都是子彈，畫筆是武士刀，把內心的想法變成直觀的武器，放射到畫面中。」透過心境的揣摩，讓黃河扮演的外表漠然的周政廷，有了情緒宣洩的依歸；而電影中那幾幕揮、甩的動作，都是黃河真實心情的樣貌，「也是我畫畫時的狀態。」蔡宜儒說。

 
蔡宜儒也親自到拍攝現場與黃河交流作畫的心境，讓他能更融入電影中周政廷的角色。（Photo Credit：積極電影有限公司）
 

除了這兩幅關鍵的畫，電影裡的畫展，李天爵也都以策展的心情在設計，對照主角許寶清和劇情的起伏走向，挑選多位藝術家的畫作陳列呼應，如邱匡毅、周楷倫等，打破電影慣常的手法，藉由藝術的魔力，讓影像在電影中彼此對話，打開故事的可能性。儘管電影篇幅有限，但藝術的延伸無限，走出電影之外，藝術仍在現實中行進，一如角色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