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慣每到清晨、日落在此散步、慢跑,杜鵑花開時就地鋪起野餐席,枝葉扶疏的大安森林公園,已是台北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片綠意;不過許多人也許不知道,腳下的綠茵曾是個密集的眷村聚落,居住著將近一萬兩千多人。在狹窄的信義路三段56巷買舊書、找眷村阿姨理一顆70元的頭髮、到「國際學舍」餐廳吃眷村味兒......,這些人、這些事都去哪了呢?
 
為了重拾眷村與土地的連結,臺北市政府文化局發起了臺北地景公共藝術計畫《朝霧記:尋訪消失的臺北眷村》,以「消逝的眷村地景」為主題,於成功國宅和大安森林公園周邊,以及民生社區周邊,邀請台灣義築協會、archicake、草字頭Double-Grass設計公共藝術裝置,並舉辦參與式工作坊、講座與主題導覽,探討眷村與環境共築而成的在地知識學,讓人們能感受眷村文化的精神與生活感。
 
「我們試著去找到和當代對話的方式,透過地景藝術作品帶動眷村的想像」策展人周琍敏說。《朝霧記》就像一趟旅程,一本好書,一場尋寶的過程,早晨停留在葉子上的水氣,最後蒸發於空氣、融化進土壤,成為台灣土地的一部分。
 
過去公園中的眷村在台北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又有什麼特別之處?MOT TIMES 此次訪問了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的康旻杰副教授,邀請他與我們分享這片土地的過往,與台灣眷村保存的未竟之路。
「大安森林公園」 的基地自日本時代及國民政府遷台後,就一直被指定為公園用地,然而在它真正變身為你我熟悉的公園前,其實是一片曾經交織著西方文化與外省生活的眷村。
 
這裡不僅乘載著陸軍「岳廬新村」、空軍「建華新村」兩座眷村,甚至有著類似今日台北世貿的「國際學舍」舉辦著各式大型活動、憲兵「新南營區」、小吃店、唱片行、理髮廳......,近26公頃大的土地也同時吸引來自各地的城鄉移民,滿佈自立搭建的屋舍,混雜的生活感中,是滿滿繽紛絢爛的故事。
 
建華、岳廬眷村與北邊自立營造的城鄉移民,12,000多人於此生活的故事
 
「這裡跟我們一般想像的眷村有點不同!」康旻杰說。
 
空軍「建華新村」、陸軍「岳廬新村」分別成立於1949年、1952年,當時附近仍是一片稻田,以單層樓房舍居多。「岳廬」是尋常的合院,「建華」則因為以臺北通訊大隊空軍眷戶為主,而與通訊大隊大樓、汽車修理廠共同建構而成。
 
兩座眷村總共約439戶,然而闢建公園前清查戶數時,卻發現當地有共一萬兩千多人,超過2,600戶住戶。增加五倍之多的居民,源自於當時未達特定軍階而未被配給屋舍者,以及1950年後湧聚到台北討生活的大量農村人口,他們都停留於北邊信義路一帶自立營造,「所以在討論大安的過程,有很多經驗其實不一定是在建華或岳廬,反而是在北邊所謂的『非列管眷村』。」康旻杰說。
 

大安森林公園中,腳下的草皮或某棵茄苳樹旁,也許便是某戶卷村人家的生活空間。策展人archicake主持建築師鍾秉宏《夢境:模糊的記憶,消逝的地景》,以金屬架構與水霧裝置創作,引導觀者想像過去於此的生活景象。(Photo Credit:合方創意)
 
當時這片非列管眷村中最有名的莫過於「信義路三段56巷」,入口座落在目前大安森林公園信義路段。狹窄彎曲如迷宮般的巷弄內,有理髮院、機車行、小吃攤、萬善塔......等,生活機能隨著人口漸增而逐漸完整,巷道的樣貌也因由居民自立營造而相當「有機」,與南方「建華新村」、「岳廬新村」的規劃有著明顯差異,「自立營造的住戶彼此間有種非正式的網絡,形成一種特殊的居住經驗,本省、外省、原住民都在這邊共居。」康旻杰說。
 
回望上個年代台北時髦豐富的市井生活:國際學舍與信義路周邊
 
回憶起尚未闢建公園的年代,康旻杰說當時周遭也相當熱鬧,信義路靠公園處有一間間連棟的小店,包含唱片行、小吃店......,而位在信義路與新生南路口的「小美冰淇淋」則是當時年輕人時髦的約會場所。
 
大家到這裡來也一定會到「國際學舍」晃晃,位置接近現在捷運大安森林公園站2號出口。1957年,國際學舍在美援下落成,以低廉租金提供外籍學生住宿,促進學生間的文化與語言交流,由外國人統籌管理,在當時算是環境相當不錯的居所。除了學舍餐廳的眷村口味為人津津樂道,周遭的空軍、美軍都經常光顧,現在還保有類似老味道的就屬永康商圈碩果僅存的「銀翼餐廳」;一旁可容納1,500人的體育館更是當時台北具有代表性的展演空間,平時為籃球、羽毛球等各種運動的場地,不但曾舉辦過中國小姐選拔賽,《台北國際書展》前身《全國圖書展》也是在此年年舉行,另外也不時會有戲劇演出、音樂演奏、電影放映、玩具展......等各種時下流行的活動。


國際學舍舊址。(Photo Credit:合方創意)
 
在熱鬧的信義路上,交織著西方文化與外省生活習慣,同時融入來自各地北上打拼的勞工階級,多元的組成加上外地人搞不太清楚「信義路三段56巷」內的路徑,這裡曾為人污名為「黑道巷」,但對眷村居民,甚至是經歷過那段黃金年代的台北人來說,這裡卻有說不完的回憶。
 
從眷村聚落到大安森林公園,是戰後政治社會狀況的縮影
 
「可是國際學舍的闢建過程有些匪夷所思,如果這裡確定是公園預定地,就不該在這蓋國際學舍,從中可發現,當時政府的意志時常凌駕於法治之上。一直到後來經過非常多辯論,這裡才真正成為公園,但即便徵收後,還是有民眾認為它應該變成體育館。 」康旻杰說。
 
大安森林公園背後錯綜的經歷,反映出1950-90年代的政治社會狀況。戰後大量公共設施尚未建設,亦無完善的住宅政策,為了安置隨國民政府來台的眷屬,政府便將尚未闢建的公園預定地「暫時」作為兩座眷村的落腳之處,「按說國家應該興建大量公共住宅,可是國民政府當時認為軍隊終歸要回去對岸,台灣只是個跳板,因此跟著政府來台的軍眷也就必須經過這個過程」。最終無論是政府主導的國際學舍、民間自力營造,這片土地都未能按照都市計畫使用。隨著居民已形成當地網絡,1992年公布決議拆遷便引起強烈抗爭。
 
「對很多人來講,那是二度離散。他們從中國到台灣本來就不是自主性的遷徙,從公園又要被迫離到另一個地方,即便最後的居所在價值上不見得比公園差,可是對家園的感情像又被撕裂一次。」康旻杰認為,自發建立村落的土地雖並非合法取得,但回歸時代背景,眷村中開放的院落、人際往來所形成的社會支持網絡,卻為政府解決了移民流離失所的社會問題。
 

綠草如茵的大安森林公園,過去曾滿是眷村房舍,是一萬兩千多個居民的棲身之所。(Photo Credit:合方創意)
《夢境:模糊的記憶,消逝的地景》房舍狹小的空間,也表達了過去軍眷們在有限的空間中圈地搭房,往往運用不到 5 平方公尺的空間作為臨時落腳住處。(Photo Credit:合方創意)
 
此外,也因北市體育場館用地不足,而出現希望在公園中建設如小巨蛋般的「體育館」討論聲浪,直到黃大洲接任市長,才拍板定案維持都市綠地的「森林公園」規劃。除了反映在1980-90年代經濟成長下,期待建設媲美國際的體育場館,與回歸自然、居住品質兩種意識形態的拉鋸,工程也凸顯當時台灣尚未有專業「地景建築」設計,將環境資源、人文統整考量。
 
眷村建築消逝,過去的生活記憶仍然與共存
 
「眷村」是臺灣獨特背景下產生的文化,現在公園西南邊的樹木可能曾是岳廬、建華人家的院落景致,過去的大水塘仍維持著原貌,由雕塑家楊英風創作的「觀音像」則在佛教團體倡議下以公共藝術的角度保存。除此之外,在偌大的大安森林公園,眷村曾經於此三、四十年的生活記憶卻顯得不著痕跡。


由雕塑家楊英風創作的「觀音像」,是目前大安森林公園中僅存與過往眷村記憶連結的藝術品。(Photo Credit:合方創意)
 
過去於此經營的店家多隨著眷村住戶移居「南港國宅」、「延壽國宅」而跟著遷徙,實際狀況已不可考,懷念的滋味只能流連於記憶。居民散去與衰老,彷若蒙上一層薄紗,一切早已模糊,就像公園再也記不得信義路56巷曾經的千姿百態。


就像過去眷村居民也總在傍晚時分點起燈來,夜晚的《夢境:模糊的記憶,消逝的地景》讓過去的記憶恍如夢般迷幻。(Photo Credit:合方創意、Photography by 黑王)

為了呈現這片土地上眷村居民共有的記憶——家,策展人archicake主持建築師鍾秉宏在這片土地上立起了房舍的骨架,並且特意讓許多節點的線條向外凸出,如同拿著鉛筆描繪那既清晰又模糊的記憶。(Photo Credit:合方創意、Photography by 黑王)
 

《夢境:模糊的記憶,消逝的地景》將眷村居民過去對國家的熱忱符號化,以眷村中常見的「國旗」象徵鄉愁。(Photo Credit:合方創意、Photography by 黑王)
 
有形的眷村建築消失,或許在時間洪流沖刷下難以挽回,但那些我們未曾經歷的事,卻可能是某個眷村孩子一輩子難以忘懷的習慣。記憶節點逐漸擴散,一層又一層的情感積累,《朝霧記》深入看似無形卻烙印於心的眷村故事,將愁緒轉化成民生社區與成功國宅、大安森林公園周邊的三件公共藝術創作,彷如重新開啟一道傳送門,引領人們去認識腳下這片土地曾經的故事。如同朝霧總在清晨凝結成露,或許你也會發現,過往的生活樣態其實被轉化為不同的形式,與時空的人們共存著。

編輯/林沛伶

◼︎康旻杰
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副教授
 
文化部「聚落文化資源基礎調查計畫-以
臺北市蟾蜍山聚落為例」主持人、「大安
森林公園與週邊環境之人文地景變遷」研
究計畫主持人、台北市第二屆及第三屆公
共藝術節執行委員會委員、台北市捷運局
公共藝術委員會委員、中華民國專業者都
市改革組織常務理事、寶藏巖共生聚落營
運管理計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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