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屆的卡塞爾文件大展,可說是未展先轟動。在展覽開始前,一堆針對策展人而起的負面消息,就淹沒了展覽本身,包括策展人過度自我宣傳,以及與當地藝術家的口水戰等,都招致不少批評;而就在大家議論紛紛、對展覽保持諸多疑慮之際,隨著開幕日的到來,所有疑惑、批評也隨之散去。主要原因,即是策展人 Carolyn Christov-Bakargiev 帶領的團隊,祭出了一場極精采、深度的饗宴,《Modern Painters》雜誌甚至以前所未見的標題──「為什麼策展人 Carolyn Christov-Bakargiev 的文件展,可能是21世紀最重要的展覽?」來為此屆文件大展下了註解。
第 13 屆卡塞爾文件大展在一個複雜的展覽結構下,如蜘蛛佈網般延伸出多條綿密網絡,100 個展覽日子,將近 200 位參展藝術家,7 大展區,光是卡爾薩威公園(Karlsaue Park)就有 40 多件作品;每天的影片放映、表演、演講、座談會、研討會、工作坊,還加上平行於喀布爾、班夫(位於加拿大中西部)和開羅三個城市的衛星展覽,如此繁複的系統和偌大的作品分佈,卻仍意外且清楚地勾勒出策展人 Christov-Bakargiev 協調一致的展覽脈絡:對於人類身處(in)和與其他生物共存(with)在現今世界的關係。

本屆卡塞爾展期長達100天,展場遍布城市的各個角落,圖為展場橘園一隅。
 
In and With,「什麼」在思考? 
 
第13屆卡塞爾文件大展討論的不是「誰」在思考,而是「什麼」在思考,這首先必須認知非人類生物(nonhuman)所擁有的自主性和主權,因為策展人 Christov-Bakargiev(見右圖)相信,從人類如何對待不同形態生命的方式,可以了解人類對待自己(包括大屠殺和戰爭)[註2],進而透過對照歷史,批判並理解「現代」是如何被建構。她認為,現今社會裡現實不斷被挑戰,內在與外在的界線已漸模糊,人類因為失去歸屬感而產生對社會與現實的冷漠和抽離 [3]。我們試圖透過歷史來反觀現在,但卻發現不論歷史如何不斷重複,我們都無法將其視為延續未來的借鏡,因為歷史已經無法被定義為一個過去時態,它在時間上成為一個流動的意識,藉由虛構的分身遊走於現代和未來之間,而產生新的形式,變成一連串的「瞬間」(moment)。
 
第13屆卡塞爾文件大展便試圖透過這些「瞬間」,包括創傷的瞬間、轉捩點的瞬間、意外的瞬間、災難的瞬間、危機的瞬間和事件的瞬間,重建歷史或提出另一種可能性的展現。因此,為了理解現在,我們必須回頭和過去對話。數位科技的發展給了重新演繹歷史一個便利卻又危險的機會,當所有資訊得以被建檔和存取時,儲存的歷史和過去將影響我們對記憶的建立,因為即使將所有過去發生的事實放在眼前,我們還是無法了解事情的全貌。虛構的想像串起所有矛盾的片段成為一個事件,真實的意義被凝結了,而片段卻無限放大成了意識。
 
在這樣的脈絡下,Christov-Bakargiev 提出許多矛盾、似是而非的觀點:參與 v.s 退出、比鄰 v.s 疏遠、瓦解 v.s 重建、取得 v.s 不可取得,以考古學的觀點和隨時可抽離的姿態來審視/回看(backward gaze)不同文化近程的演進。出版計劃「100份筆記-100種思維」(100 Notes - 100 Thoughts,見左圖),便是「回看」研究中透過圖繪、書寫方式的一種記憶建構過程。這個開始於2011年的出版計劃,為100本不同尺寸裝訂而成的短篇作品,包括藝術、科學、哲學、心理學、人類學、經濟與政治理論、語言、文學、詩歌等不同領域的研究,替第13屆卡塞爾文件大展開闢了另一個空間和持續發聲的路徑。
 
大腦中樞的展覽概念縮影
 
在主展館腓特烈博物館(Museum Fridericianum,右圖)後方的半圓形空間,Christov-Bakargiev 將之稱為「大腦」,顧名思義象徵著立處整個展覽的大腦中樞位置,裡面放置了匯集全展概念的縮影。其中包括 8 個來自西元前 2500 年至 1500 年間的大夏公主陶俑、美國攝影師曼雷(Man Ray)的繆斯李米勒(Lee Miller)所拍攝希特勒最後居住公寓裡的系列作品、義大利藝術家 Giorgio Morandi 的花瓶油畫、美國藝術家 Sam Durant 的當代雕塑,上面寫著:「靈感茁生於行動,非反之亦然」(Ideas spring from deeds and not the other way around)。這些古代與當代藝術並置的對話,闡述著整個文件展所討論的人類與物件之間的關係與想像,並探索個體與物件繁複的歷史和轉換的本質意義。
 
歷史與現實的作品敘述
 
而在新藝廊(Neue Galerie)展館中,斯洛伐克藝術家 Roman Ondák 以一種十分輕巧、詼諧的方式展出一系列攝影作品《觀察》(Observations,見下兩圖)。《觀察》是 120 張由書上剪貼下來的照片,配上文字說明,組成 72 幅作品。Ondák 花了 16 年的時間收集這些文字照片,描述個人與群體間一種經意或不經意下語彙間的關係與交流,包括一種肢體語言、精神反射、瞬間產生的直覺到心靈遺留的狀態。2 至 3 張照片為一組,好像鏡子般互相投射,影像中人物的動作、手勢、眼神與簡潔的文字產生十分有趣的對話和呼應,捕捉到一種細微的心理狀態,但卻又是日常生活中簡單、平凡的行為。Ondák 以精準,看似毫不費力的方式提供觀眾的,並非一個替代或另類的現實生活,而是可多方觀看與詮釋現實生活所賦予我們的一個管道。

Ondák 花了 16 年的時間,收集書上的圖片,並透過並置、文字,讓照片自行產生對話。

甫參加 2010「台北雙年展」的墨西哥藝術家馬立歐.托勒思(Mario Garcia Torres)延續他長期對歷史/過去藝術事件的研究關注,這次在文件展中他將時間和空間的連結,拉回 1971 到 1977 年間義大利觀念藝術家 Alighiero Boetti 所居住位於喀布爾的One Hotel。1977年,藝術家 Boetti 製作了第一件的手工世界地圖《Mappa,見右下圖》,這原本是他決定參加第5屆文件大展的作品,最後卻因故改為展出《Lavoro postale (permutazione) 》。當馬立歐.托勒思得知 One Hotel 與此故事時,便一心希望有朝一日能拜訪此地,然而隨著時間流逝,Boetti的過世、塔利班政權興起到美軍入侵,尋找 One Hotel 的蹤跡看似漸趨渺茫,馬立歐.托勒思心中默默認為 One Hotel 早已不存在的事實。
 
於是在 2006 年,馬立歐.托勒思製作了一系列虛構的傳真文件,告知往生的 Boetti,2001 年年底他曾前往喀布爾,進行一場虛構不存在的想像旅程。旅程中所有編造出來的場景調查,都藉由網路和典藏文件拼湊而成,在片段的過去事件整理中,馬立歐.托勒思重建了他未曾參與的歷史與故事,他說:「這個城市的故事、人和建築似乎很容易消失地毫無蹤跡,但有時候,卻也在毫無預警下重現了。」[4] 2010 年夏天,馬立歐.托勒思終於前往喀布爾拜訪 One Hotel 的原址,並在此短暫居住下來;他重新整理了環境,修補樓層,種植花草,三不五時邀請朋友來訪,聊著 One Hotel 的故事。在本屆的文件展中,馬立歐.托勒思在腓特烈博物館展出他近年所有關於 One Hotel 的作品,並將《Mappa》在 41 年後帶回文件大展。
 
而以色列籍藝術家 Omer Fast 的影像新作《持續》(Continuity),描述一對中年德國夫妻僱用年輕男子,扮演他們戰死於阿富汗的兒子,40 分鐘的影片分為三個片段,每段故事開始於夫妻前往車站迎接「被僱用」的兒子,隨後回到家裡用餐。夫妻在重複的劇碼裡,反覆面對哀傷和喜悅,隨著劇情發展,母親對於兒子性慾的展現以及超現實的畫面,譬如車子行經到一半,公路上出現了駱駝,以及最後根據 Jeff Wall 的攝影作品《重現死亡部隊》(Dead Troops Talk)而打造滿是軍人屍體的場景,都如同驚悚片般令人寒顫。


 
間接的能動性,如何與周遭互動?
 
策展人 Christov-Bakargiev 在寫給友人的一封信裡提道,她關切間接的能動性(agency)[5],代表一個人如何以藝術家的身份進行創作,或以觀眾的身份和他人產生互動。第 13 屆卡塞爾文件大展開啓了一個新的思考模式,讓我們藉由自身能動性來重新面對歷史、事實、人性與生活中的矛盾,並跳脫人以類為中心的思維。自上屆 2007 年文件大展後,人類歷經 2008 年金融風暴,2009 年歐債危機,2010 年阿拉伯之春和 2011 年日本大海嘯,種種災難事件的發生是在提醒人類該更謙卑的省思和認知我們與世界的關係。
 
近日剛開展的2012《台北雙年展》,同樣在探討歷史與現代性,如果文件展所引發的效應如此強大,我們何嘗不期待 9 月開展的台北雙年展能帶給我們更多反思與刺激。

編輯/陳書俞

dOCUMENTA (13)
展覽時間:2012.6.9~9.16
展覽地點:Kassel

卡塞爾文件展(dOCUMENTA),創立於1955 年,每五年舉辦一次,為國際最重要的藝術展覽之一,與巴西聖保羅雙年展(The Bienal Internacional de Sao Paulo)、威尼斯雙年展(La Biennale di Venezia)並稱為世界三大藝術展。卡塞爾文件展於德國小鎮卡塞爾展出,主展場(如右地圖)散落在腓特烈博物館(Museum Fridericianum)、文件展廳(dOCUMENTA-Halle)、新藝廊(Neue Galerie)、中央火車站(Hauptbahnhof)、橘園宮(Orangerie)等地。
 
文件展的創立,緣於當時德國園藝展的周邊活動,由出生於卡塞爾的藝術家、教授家阿諾伯德(Arnold Bode)籌畫,以展示、回顧、再現與文件及改造形式,呈現 20 世紀初近五十年藝術史的進程,尤其是二次大戰時受納粹詆毀的作品(時稱墮落藝術〔Entartete Kunst〕,包括野獸派、立體派、表現主義與未來主義等的現代藝術作品),首屆的文件展將這些被貶抑、詆毀的現代藝術重新定位、正名。第一次舉辦便吸引超過 13 萬人潮,展覽空前成功,並延續至今。


文章註解

[1]
 本文標題很少人願意在數位的時代,付出陷入愛河的代價,援引自 Carolyn Christov-Bakargiev, Letter to a Friend [100 Notes - 100 Thoughts, no. 003], Ostfildern:Hatje Cantz 2011. Available in a print and e-book edition.
 
[2] Carolyn Christov-Bakargiev, Letter to a Friend [100 Notes - 100 Thoughts, no. 003], Ostfildern:Hatje Cantz 2011. Available in a print and e-book edition.
[3]  The Guidebook, dOCUMENTA (13), p.68
[4] Carolyn Christov-Bakargiev, Letter to a Friend [100 Notes - 100 Thoughts, no. 003], Ostfildern:Hatje Cantz 2011. Available in a print and e-book edition.
[5] Carolyn Christov-Bakargiev, Letter to a Friend [100 Notes - 100 Thoughts, no. 003], Ostfildern:Hatje Cantz 2011. Available in a print and e-book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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