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的城市漫遊者，諸如班雅明（Walter Benjamin）一輩，鎮日晃蕩街巷，尋找，或者試圖發現一種漸漸隱匿消逝的詩意靈光，為那快速變動的年代，留下些許吉光片羽的思緒座標，進而刻印出無數偉大的心靈圖像。進入21世紀，旅人們晃遊的範圍擴及整個地球，面對這萬花筒般瞬息萬變的世界，轉而求諸一種內省目光，一如藝術家吳達坤的多媒體影像作品，在迢遠旅程中撿拾風景，看向外在，其實是在凝視自己。

 

2002年自臺北藝術大學美術創作研究所畢業後，吳達坤奔赴芬蘭NIFCA北歐當代藝術村駐村，置身冷冽短晝的北歐之境，外在環境徹底隔絕，開啟他內在自我的私密對話。在離首都赫爾辛基15分鐘船程的小島藝術村裡，撞見雪地裡被孩童遺留下的玩具，那樣空寂的景色，卻意外給了他溫熱的厚實回憶，想起往昔老家開設的小玩具店。返國後，吳達坤在台北國際藝術村發表「沉沒的冰藍瞳孔─吳達坤個展」（上圖），速寫般的靜默攝影，傳遞出一種溫柔質地。同年在竹圍工作室推出的《Streamer流光幻影》（下圖），以影像、電腦與多媒體呈現往返藝術村的渡船旅途，緩慢而冰冷的流動，投射在展場圓形平台上，宛如生命長河的片刻駐足。

 

未曾停歇的步調，繼續前行，吳達坤一路遊歷紐約、東京、韓國釜山，將創作邊界一次次推遠，帶回更具企圖野心的《迷樓》系列製作，蒐羅不同城市國度的街頭藝人錄像，營造出獨特的空間氛圍。《迷樓》將當代都會視為一個巨大隱喻，如同學者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筆下描繪的隋煬帝迷宮，將逸樂貪歡與危險迷失夾藏其中，引誘人們停下觀看，化身為異地裡的造訪者。
 
現職擔任關渡美術館首席策展人的吳達坤，在投身創作之餘，也持續推介孵生不同展覽。2011年於高雄市立美術館所策劃之「後民國—沒人共和國」，匯集3個世代共26位藝術家一同激盪創意，獲得第10屆台新藝術獎評審團大獎、藝術家雜誌評選十大公辦好展覽第一名，成為該年度不可錯過之盛事。

 
「後民國—沒人共和國」展場一景，前為陳擎耀《流浪漢計畫-總統府》，後方右邊為邱昭財《疲軟世界-蔣介石與毛澤東》，左為陳敬元作品《NOWORLD》。

玩心不減的他，2004年和一夥藝術家同伴們，形跡鬼祟地竄入劇場，以「泰順街唱團」拋出具備多元跨界概念的《盜火計劃／前衛科技慢舞／中板》。時隔近10年，受國內老牌劇團創作社力邀，吳達坤參與導演楊景翔、獲獎編劇吳瑾蓉之《檔案K》，打造令人耳目一新的影像劇場。關於在藝術道路上的探索收穫，以及重回戲劇領域的嘗試，所有背後甘辛歷程，且讓我們聽他細細道來。
 
Q：最初會選擇以影像與新媒體藝術作為創作媒介的緣由為何？
 
A：以前的訓練，從國小、國中到高中都是學美術繪畫一路上來，但我最早的夢想是想當漫畫家，後來高中很迷影展，常常跑去熬夜排隊買票，又改了志向想當導演，結果發現當導演好像會餓死，還要押身家來養創作，就立刻放棄了（笑）。進入北藝大就讀後，我加入美術系系學會的電影組，陸陸續續辦了很多影展，像是法國新浪潮、昆丁塔倫提諾、荷索、甚至是B級片，在那個網路不發達的年代，持續大量接觸影像。大二時，從德國念影像的袁廣鳴老師回來開課，開始接觸錄像藝術，發現從很簡單的設備就可以著手。我們就和幾個學弟妹四處去拍奇怪的影片，然後在美術系很瘋的迎新送舊晚會上播，漸漸熟悉技術和累積創作經驗。
 
Q：2002年前往芬蘭駐村，似乎是你創作生涯很大轉變？
 
A：去芬蘭之前，我對北歐的認識多來自地理課本上讀到的那些資料，像峽灣、極光、聖誕老人和NOKIA，後來才更感受到兩地的文化差異。我駐村的那個小島叫芬蘭堡（Suomenlinna），風景很美，屬於聯合國文化遺產，島上只有500個居民。去的時候天氣還能適應，但後來越來越冷，氣溫只有零下18度，白晝也越來越短，也看不太到太陽，常常一覺醒來外面還是黑的，時差非常混亂。那其實很像我當時的狀況，剛畢業對未來充滿茫然，對自己要不要往職業藝術家方向走也很困惑，頭一個月幾乎什麼事也做不了。但也因為這樣，讓我學會怎樣跟自己對話，也培養後來我去世界各地駐村旅行的適應力，能很快知道自己要什麼。
 
駐村期間，跟來自歐洲和俄羅斯的藝術家交流，我是唯一一個亞洲人，為了彼此溝通，要很快讓自己的身體心智調整到一個對的狀態。在當地，我也接觸到一年一度的阿凡托媒體藝術節（Avanto Helsinki Media art Festival），包含聲音、表演、展覽、影展，整個城市有10幾個點，非常有實驗性質。透過那樣的遊覽，讓我接觸到當時台灣還很少人做的聲音藝術。

 
2003年於竹圍工作室展出的《Streamer流光幻影》可以說是他旅居異鄉3個多月後的自省與反芻，表現了與過去創作中對媒體、影像批判迥然有別的基調。

Q：從芬蘭駐村回國後，你做了兩個很有趣的展覽《沉沒的冰藍瞳孔─吳達坤個展》、《Streamer流光幻影》，可以談談作品的製作經驗嗎？
 
A：可能真是因為待在芬蘭太冷了，冷到像是把頭直接伸進冰箱，連按相機快門手都沒有知覺，令我開始有點想家。那時忽然看到一片銀白雪地裡，被遺落下的彩色玩具，構圖十分吸引我，很有一種敘述感和畫面。因為我老家以前在新莊一個國小附近開玩具店，就是那種門口放任天堂紅白機，會吸引很多小學生盯著看的小店。我持續觀察注意了一個多月，等到下過一場大雪，才留心腳印，慢慢靠近拍攝《沉沒的冰藍瞳孔》裡的照片。
 
做《Streamer流光》這件錄像裝置作品的過程也很有趣，在小島與赫爾辛基往返搭船時，會看到海平面上有個非常小的礁岩，很像童話故事，上頭有唯一一間屋子，讓我印象深刻。其實在我駐村的芬蘭堡小島和赫爾辛基之間，海底下有坑道相連，是戰爭時的秘道遺跡，這些事物都帶給我非常大的想像。後來我將拍攝材料進行影像與聲音後製，再投影在3個直徑210公分的圓形平台上，企圖營造出類似當時心境，串聯起兩地時空的身體感知和視覺暈眩感。
 
Q：遊歷紐約和世界其他城市後，你帶回《迷樓》系列（下圖）製作，呈現出非常不一樣的創作思維，是什麼激發了你？
 
A：紐約像是一個大舞台，無論對視覺藝術還是表演藝術創作者，只要你有能力，紐約都能提供給全世界藝術家自由揮灑的空間。1999年我初次造訪，當時就告訴自己那是一個畢生要回去很多次的地方，後來兩次前往紐約駐村，每天看展覽、看表演、逛博物館和畫廊，幾個月密集累積，也觸發我開始構思《迷樓》計畫，以紐約街頭藝人為記錄對象，接著衍生出後來的台北、東京系列。
 
起初也是經由一個重要前輩藝術家司徒強介紹，我讀了耶魯大學教授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著作《迷樓：詩與慾望的迷宮》。他以非常有趣的角度，切入並談論東西方詩歌與文明之間的關係。迷樓就是隋煬帝在江南蓋的行宮，裡頭充滿了許多提供尋歡作樂的藝人與名伎，讓人流連忘返，而我的作品《迷樓》系列則藉此對比出現代文明樣貌。當人類文明走到某個階段後，現下我們眼前的一座座大都會，正如同隋煬帝的迷樓或聖經裡的巴別塔，漸漸傾向於耽溺享樂。
 
在展場裡，觀眾先聽到實地從現場收錄的聲音，停下腳步站立在圓形平台上，程式會啓動播放街頭藝人的演出影像。這個將現實人生與舞台結合的作品形式，能激發出觀眾更多的想像與詮釋空間。

  


Q：《迷樓》系列作品帶有非常高的劇場特質和魅力，這與你參與泰順街唱團的經驗有關嗎？
 
A：2004年我和泰順街唱團製作《盜火計劃／前衛科技慢舞／中板》實驗計畫，帶給我對劇場的很多想像，也讓我感覺到視覺藝術家和劇場工作者未必完全沒有交集。透過那次和劇場的工作連結經驗，它也回饋在我後來的作品之中。在創作《迷樓》過程中，我邀請、也哄騙了（笑）很多街頭表演家，一同參與這個作品，經由這些具備吟遊詩人特質的表演者，回望不同城市間的差異性。
 
Q：闊別多年再回到劇場參與《檔案K》，編劇吳瑾蓉提出一個關於平行宇宙科學題材的劇本，帶給你怎樣的新挑戰？
 
A：讀到《檔案K》裡瘋狂科學家的腦海世界，讓我想起倪匡的科幻小說。導演景翔和我討論，想利用影像來塑造出劇本裡的世界，而且舞台設計王孟超老師發想了一個十分有趣的旋轉舞台，像個大型魔術方塊，有許多角度可供投影。這齣戲有非常多不同性質的視覺影像，諸如動畫、預錄影像、現場即時投影等，但我自己還是把它定位在輔助觀眾和演員，進一步去擴充延伸戲劇想像。像是裡頭科學家的雞排攤生產線（下圖），經過技術會議討論，後來決定使用3D繪圖來做，過程非常耗費時間，藉此顯現男主角瘋狂的腦袋思維。最終成果彷彿是個雞排攤版的霍爾移動城堡跟巧克力冒險工廠。

  
　 

為了這次製作，整個團隊前前後後開了非常多次密集會議。也讓我體會到做影像作品，跟和劇場結合兩者是非常不同的，反而有點像導演或策展人，需要不斷去溝通來取得共識。對我來說，《檔案K》最大挑戰和迷人之處，就是要跟這個高難度又有趣的舞台配合，我把它當作是一個承載投影的大型裝置藝術，也考驗所有團隊夥伴的配合默契。

Q：下一步計畫是什麼，還會再來做劇場嗎？
 
A：接下來，我有許多策展工作，像是近期在美國的台灣藝術家巡迴展，以及明年台日兩地的「亞細亞安那其連線」計劃。日本東京會在Tokyo Wonder Site展出，台灣部分則會在關渡美術館。
 
參與《檔案K》，再回看我當初和泰順街唱團的合作，我自己感覺小劇場似乎從草創到現在漸有規模，有更細的分工和來自不同領域創作者，準備要進入另外一個層次。以後如果有人不怕死，敢再找我，也許我還會再跳下來。

編輯/張慧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