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台灣設計師週 3×3 展間裡,有一處跟我們說著不同語言,來自歐洲的展間,它展出的作品其實不多,稍加不留意可能就略過此空間,不過,它可是大有來頭,這是由 DMY Berlin 所帶來的「柏林設計選」作品。

DMY Berlin 是於 2003 年由 Joerg Suermann 所創辦的設計展覽活動,它不同於一般國際上知名卻漸趨僵化的大型設計展,這裡是新銳設計師發表作品的最佳平台,它自由、開放、充滿活力,一如柏林這座城市的氣氛。這次 DMY Berlin 創辦人 Joerg Suermann 應台灣設計師週之邀,再度來到台灣,並在設計師週現場接受 MOT/TIMES 的專訪,在訪談間,可以深深感受到 Joerg Suermann 對於新奇事物的熱情,並從 Joerg Suermann 的回憶中,帶領我們重回 DMY Berlin 初創時的美好時代。
DMY Berlin Profile
全名:DMY International Design Festival Berlin
中文名:柏林國際青年設計展
年齡:11歲
個性:自由、開放、實驗、前衛
出生地:2003年誕生於柏林一處廢棄廠房,2010年搬至丹波霍夫機場。每年6月初廣邀世界各地設計好友齊聚柏林,詮釋當代設計。


1963年6月26日,當時世界正值冷戰,柏林圍牆開始建造,西化自由的西柏林受奉行共產主義的東德包圍,美國總統約翰‧甘迺迪在西柏林演講中的一句名言「Ich bin ein Berliner」, 意思是「我是柏林人」,演講中他說:『兩千年前最自豪的句子是「我是羅馬公民」。今天,在自由世界,最自豪的句子是「我是柏林人」……所有自由人,無論生活在哪裡,都是柏林的公民。我是個自由人,我以「我是柏林人」感到驕傲。』

1990 年柏林圍牆拆除、東西德統一,自由主義、樂觀態度在每個人心中,比活火山強烈。而這自由、開放的氛圍,正是 Joerg Suermann 創辦柏林國際青年設計展(DMY International Design Festival Berlin,以下簡稱 DMY Berlin)的最佳時刻,當時一群聚集在柏林的熱血年輕人,為了尋找被看見的機會,衝動、隨興、與眾不同的 DMY Berlin 就這樣誕生了,而發展至今,DMY Berlin 邁入第 11 屆,樣貌雖然已經與當初略顯粗糙的活動不同,成熟且體制化,但前衛、自由、實驗的特質,仍持續在 DMY Berlin 血液中流動著。接著,就讓我們來聽聽 Joerg Suermann 是如何開始與 DMY Berlin 的故事吧。
 

   
此為 2012年 DMY Berlin 展場空間,DMY Berlin 布展方式非常隨興,參觀民眾與設計師可以輕鬆面對面暢聊設計。(Photo credits:DMY Berlin)

Q:Joerg,跟我們說說你什麼時候搬到柏林的? 

A:就在柏林圍牆倒下後 2、3 年,那時整個情況看來相當特別,一片新氣象,東德幾乎解體,沒有警察,沒有工業,經濟不振,不過有趣的是,奉行共產主義的東德,垮台前房屋的所有權都屬於政府,而垮台後沒有人知道這些房子屬於誰,人們可以直接找些沒有人住的房子住進去,幸運的是,裡面甚至還有瓦斯有電,那是個人類歷史中相當特別的一刻。
 
Q:你也找到了間沒人住的房子,並開始了你的工作室?
 
A:對對對(笑)。那真的是個奇妙的年代,許多人說 1993 年時柏林的風氣浪潮就跟嬉皮盛行時的舊金山相當類似,我覺得那時候決定搬到柏林真的是太棒了,它改變了我的一生。
 
Q:跟我們介紹一下DMY Berlin是怎麼開始的吧!
 
A:這是個有趣的故事,一切都從誤打誤撞開始。
 
那個時候柏林聚集一大堆創意產業的人,但卻沒有工業,大家困擾的問題都是到哪邊找客戶。我就想,我們一定要做些什麼來讓人看到我們,應該想辦法創造客戶與我們接觸的機會。
 
於是在 2003 年,我發現工作室附近有個大廢棄工廠可以當作場地,便邀了 20 多個朋友,一起進行我們的作品展覽,白天舉辦展覽,晚上則是座談會或教學活動,內容有的與設計有關,也有非關設計的,像我們有一場教學是教大家如何開鎖,當然,我們的目的不是要訓練出一群小偷,而是因為覺得這些創意人不時地需要開啓另一扇門,「沒有哪扇門是開不起來的!」我想讓大家體驗到這點。
 
接著,11 點過後的時間當然就是 Party Time,柏林本身的夜生活就很多彩多姿,但我們不想辦跟別人一樣的派對,我們請專業人士來辦派對,打造夜店環境,不過內容卻是作品展覽,這是前所未有的。

 

Joerg 說,第一年舉辦 DMY Berlin 時,他們人手非常匱缺,那陣子的作息大概都是早上 10 點多開展到下午 6、7 點,然後座談會持續到 11 點左右後,則變成派對活動,所有的一切都發生在同一場所,換場時馬不停蹄更換佈置,派對完早上 6 點多再趕緊打掃收拾,幸運的話 11 點開展前會有 1、2 小時可以補眠,不幸運時則……。此為 2008 年的展覽會場,也正是 DMY Berlin 最初舉辦時的廢棄工廠空間。(Photo credit:DMY Berlin) 
 
Q:你如何讓DMY Berlin慢慢體制化?你怎麼邀請更多人參加?
 
A:其實一開始辦活動相當簡單,我只要計算些租金、工程費用,然後吧台部分會有些收入,大致上這樣就搞定了,我花比較多時間去參與設計活動中,親自邀請在柏林的設計師們,而接著第 2 年、第 3 年之後,主動詢問的設計師就越來越多了。
 
漸漸地,我開始思考這整件事情已經有所改變,展覽必須越來越專業,也有越來越多人知道我們在幹嘛,所以我詢問自己該繼續原本的平面設計工作呢?抑或是追隨這樣的展覽概念,然後把它發展得更好?當然,如大家所見我選擇了 DMY Berlin,我選擇這個很好玩、可以跟更多創意人合作、與國際接軌的機會。
 
10 年後的今天,我的工作已經完全不同,我們現在在丹波霍夫機場(Berlin Tempelhof Airport)辦設計展,那是個約 6000 多坪的空間,今年有超過 500 多位設計師參展。我一半的時間是面對 Excel 試算表進行控管、管理團隊;當然,我還是會與設計師的作品接觸,我們有個評審團一起進行作品評選。
 
事實上我也是慢慢學習怎麼控管現在的狀況,畢竟我不是學管理出身。這些年來我們有所成長,也曾犯了些錯,甚至也經歷破產,也面臨到底該不該繼續的抉擇。最終難關還是度過了,因為我確定我想繼續將 DMY Berlin 舉辦下去。

2010 年後,DMY Berlin 將場地搬到丹波霍夫機場,近 6000 坪的場地,可以容納更多的作品進駐展示。(Photo credit:DMY Berlin)  
 
Q:你覺得DMY Berlin跟其他設計展演活動有什麼不一樣?
 
A:大多數設計展都是政府主導建立的,政府投資、招商,舉辦活動,而 DMY Berlin 是從無到有,由我們自己建立,2003 年時柏林沒有其他類似的活動。
 
就我們展演的內容來看,DMY Berlin 也更自由更左派,我們很開放,不會只著重在商業化的設計,與其他設計週比較像商演的形式有所差異。舉例來說,在科隆、米蘭等比較傳統的設計展,是需要繳交較高的參展費用,但媒體卻比較著重報導大商業品牌,這對新銳設計師來說很不利,且要找到合作的製造商、買家都比較困難。
 
相較於剛剛提到的大型、傳統設計展,DMY Berlin 的參展費用較低,並提供給設計師展示製作過程的機會,讓他們可以不僅僅展示完成品,也可以秀出思考的過程,因為對設計來講,有時候光是選擇或製作新的材質就很重要。比如說兩年前有個女性設計師設計了個護腕,通常護腕都用棉製成,很容易髒,而她則實驗性地採用細菌組成的材質,細菌自動負責清潔工作,光是秀出這種運用材質的點子就很啟發人,相當創新。
 
另外,也有一個男性設計師用很多來自中國汽車工廠的廢棄電腦、機器手臂來製作椅子,除了回收再生的概念,在展覽場中用偌大的機器手臂製作著椅子,這種有趣的展示方法也是 DMY Berlin 吸引人的地方。
 
當然,開放工作室、討論會、派對等也是 DMY Berlin 不可缺少的,雖然派對對我來說已經不再那麼重要,但對年輕的參展者來說,那依舊是個很好的認識新朋友的環境,來自各國的設計師在這環境中與本地設計師交流,我們搭起這樣的橋梁來幫助知識的傳遞。

Q: 接下來,跟我們聊聊DMY Berlin怎麼決定主邀請國,且邀請的過程為何呢?
 
A:我們開始有主邀請國是在4年前,那年有很多荷蘭設計師參展,荷蘭領事館提出既然有那麼多來自荷蘭的作品,何不做得更深入一點,讓更多人了解荷蘭設計。
 
而現在,關於主邀請國的設定,我們會先設想哪些國家的設計是我們比較感興趣的,像今年邀請國是定為波蘭,雖然波蘭距離柏林僅區區 50 公里遠,但卻是個完全不一樣的世界,大多數德國人並不太知道波蘭發生了什麼事,它就像地圖上的白色區塊一樣存在著,所以我們覺得應該好好介紹我們的鄰居給德國人,正巧這個時間點,波蘭很在意歐盟議會的表現,他們編列了很多行銷預算行銷波蘭,所以就這樣一拍即合了。

   
波蘭擔任2013年DMY Berlin的主邀請國,有眾多波蘭設計師與廠商一同參展,而右上圖作品,也入圍了 2013 DMY Award 獎項。(Photo credits:DMY Berlin) 

Q:請問明年的主邀請國決定了嗎?
 
A:我們還沒決定,現在還在與許多私人機構接觸,可能會是南美洲的國家,我們覺得阿根廷、巴西、墨西哥設計都很有趣,不過我們仍須仔細評估,一旦決定了就會與領事館聯絡。
 
Q:請問你覺得亞洲在設計界的表現如何?台灣的設計給你什麼感覺?
 
A:其實亞洲真的很大,所以我很難概略地說我對亞洲設計的看法,不過我常在亞洲旅行,去過很多地方,10年前亞洲對設計還不是很重視,除了日本有很長的設計歷史而且表現很出色外,其他國家的設計產業大多才剛起步,設計不是很當代,有點像粗糙的小工藝品。
 
我2009年第一次來到台灣,那時政府剛開始支持設計產業,設計出的產品還不夠創新,有些產品不太能用也有些好笑,不過這幾年看來台灣進步很多,從我今天在展場看到的作品,有很多是很好的當代設計,我會好好邀請他們帶著他們的設計來參加明年的 DMY Berlin,我覺得他們已經準備好了,我想這是政府投資得當、設計教育落實之下的結果。
 
就我的觀察,台灣設計相當有利的一點是接近生產線,大多數德國的設計不再在德國本地生產,他們都外包給其他製造業興盛的國家了(像中國)。而台灣設計師因為靠近生產線,可以馬上了解所設計的產品適不適合被生產。亞洲除了台灣外,北京政府也開始投資設計產業,現在正值剛起步,很值得我們觀察;另外香港的設計教育也相當強,不過香港的生活費實在太高,所以設計師通常選擇到香港接受教育,然後再到其他地方發展。

 
  
2013 台灣設計師週「柏林設計選」展間。(Photohraphs by 李欣哲)
 
Q:可以跟我們聊聊DMY Award,還有評審的基準是什麼呢?
 
A:我是 DMY Award 的評審之一,在設計師提出申請後,我與其他評審會選出10個傑出作品,然後在 DMY Berlin 展覽期間,設計師向我們介紹產品、秀出完成品供我們作評審,然後選出當年度最好的。
 
評審標準基本上是創意以及實用兩個面向,通常必須是個可以製造的產品。不過今年得獎的作品(如下圖)卻不適合大量生產,設計師將樂器與吹玻璃的製程結合,雖然不滿足大量製造的條件,我們還是覺得他為產品設計提供了新的視野,也將設計與音樂作了良好的連結,這是我們想要探索的,音樂可以如何影響產品設計。

 
 
(Photo credits:DMY Berlin) 

Q:你覺得什麼構成一個好的設計?
 
A:實用、永續性、讓生活更好,且可以更個人化,讓人感受到與物品情感連結的產品。


2012 DMY Award 得獎作品。(Photo credit:DMY Berlin)

Q:有想過把DMY Berlin帶到其他城市嗎?

有,去年我們開始討論在其他城市舉辦的可行性,不過也許不會經由展覽的形式,目前的構思是也許我們會在亞洲跟南美洲成立 DMY Lab,建立一個穩定的溝通橋梁進行交流,現在有越來越多的設計師找我們幫忙與合作,想要前進不同的市場,而這種需求很難是辦個4天展覽就可以辦到,應該需要更長更穩定的空間,而成立 DMY Lab 應該能符合這種需求。

編輯/劉宏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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