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台灣文博會的總策展人劉真蓉與背後的衍序規劃設計顧問團隊（Photo Credit：BIAS Architects）
荷蘭的實用性是「怎麼讓不可能的事情變成可能」，而不是讓人變成工具
想深入了解陳漢儒和劉真蓉，不能忽略荷蘭留學經驗的影響。聽完兩人的分享，就算不是建築專業，一定也會很想飛去 Berlage Institute上課看看，感覺就像是個思想上的理想國！Berlage Institute 在台灣名氣不大，事實上卻來頭不小，由荷蘭的重要建築師 Herman Hertzberger 所創辦，眾多普立茲克獎大師包括安藤忠雄、Rem Koolhaas 和 Zaha Hadid 等人都曾在此客座，絕對可以說是建築學生心中的夢幻學校。
Q：你們兩位都在荷蘭的 Berlage Institute 留學，留學的經驗對你們有什麼影響？
劉真蓉（以下簡稱劉）：鹿特丹就是一個很多建築師的城市，也是一個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的城市，你會看到很多不同形式和議題的建築；影響當代最深的建築師如 Rem Koolhaas 還有 MVRDV，他們都是在鹿特丹。
我們的學校很實驗性，當時常跟歐洲的大型企業合作，像是經營渡假村的 Club Med 集團；所以你會有很開放性的思考，會知道怎麼以建築師的角色去介入公眾、怎麼為建築或城市帶來新的可能性，這是荷蘭的經驗給我們的很大影響。
陳漢儒（以下簡稱陳）：MVRDV 早期的一些研究案像是「Metacity / Datatown」，其實都是在學校和學生的研究一起進行出來的成果。Berlage Institute 這個學校本身很特殊，在大概 2000 年那時候，荷蘭政府的「Super Dutch」政策，他們很支持這種體制外的學校。跟企業合作則是在 2000 年之後，以研究案的形式幫助企業開發一些新的方向，像我們在評圖的時候都會有企業主來。
我覺得荷蘭人很有趣的是，他們想法雖然天馬行空，但是他們會認真把它當作要去實踐的方向；一開始可能會覺得他們很天真，但可以透過科學化的方式去說服人，例如像 MVRDV 就會用量化的方式，就會讓人相信它的可能性，這也影響我們很多。
Q：具體來說是怎樣的影響呢？
陳：在荷蘭不管是老師還是同學都對我影響滿大的。歐洲的同學給我們一個衝擊就是，在台灣我們會想很多「概念」，可能慢慢到畢業設計或是研究所的時候才會去思考「議題」，可是他們都是用議題去思考；他們做設計的時候，大家思考建築或都市的方向是從立場的兩端開始討論、往中間趨近。
例如我們畢業那屆有一組是談「top-down」的設計方法，從現代主義建築的柯比意提出「光輝城市」的概念，思考怎麼以建築師的角色去改變城市，就是以「個人」的力量去改變世界；但另外一組則是討論每一個地點的日照、風等不同的環境條件，是相反的「bottom-up」。
那時大概是2008年開始，電腦大量運算開始可以運用到建築上、去計算這些環境參數的影響，從工業設計領域慢慢被拉進建築裡面來。這種方式在英美稱為「參數設計」（parametric design），是比較技術、工具性的，現在也都通稱「參數設計」了；但當時在荷蘭是稱作「關聯式設計」（associative design）。「關聯式設計」的觀點，是從「設計是從誰的觀點去決定的？」這樣的提問出發，認為不是由建築師一個人決定所有的事情，而且建築並沒有原型（proto-type），並不是一個「最好的城市」應該長怎樣，而是每個地方都應該不一樣、有自己最適合的樣子。
這對我而言衝擊滿大的，因為我在台灣的經驗不是這樣子的，我們也講求「實用」，但是跟荷蘭的實用又不一樣。以建築教育來說，我們一年級就是學習做某個大小的基地，接下來慢慢學習大的基地該怎麼做……但是荷蘭的實用性是「怎麼讓一個不可能的事情變成可能」，而不是讓人變成工具。
Q：可以再多談一些荷蘭和台灣經驗的差異嗎？
劉：我們事務所另一位協同建築師 Alessandro Martinelli，他是我們在荷蘭的同學。他說他們從小就一直在思考哲學和社會學的問題，他覺得相較來說，亞洲的學生很會解決問題，但可能不會去進一步思考「這個動作背後可能會改變什麼」？或是「還可以再做些什麼」？社會性服務可以從各個議題上去思考，也要從更長遠的時間觀來思考，這樣就不會只做些短視近利的事。在荷蘭的教育中，他們很重視這樣的訓練，所以每個人都會去思考「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會對此下很大的功夫。
Q：剛才提到學校和企業之間的研究合作，實務上是如何進行的呢？
陳：我們學校二樓有個很厲害的出版機，我們每天討論議題、畫圖，一個禮拜就會產出這樣厚厚一本的成果，每個評圖老師手上都有一本。前面從議題開始談，像是城市面臨什麼樣的問題、建築可以去做什麼事、過去有什麼案例，還會談某個新的工具該怎麼應用，然後不同的組別各自去討論議題延續下來的事，也就是未來有什麼可能性，各自用不同的方法去談；所有組別的成果通通會呈現在這一本裡面，所以參與評圖的企業主看到的是「光譜」、是各種角度的可能性，而不是只有一種解答。
劉：這很重要，我們後來自己接案的時候，都會希望業主跟我們一起思考和參與，我們提供的是一種「想法的目錄」給他們。
參與 2018 桃園農業博覽會的作品「鼓勵好室」，入圍第四屆 ADA 新銳建築獎。（Photo Credit：BIAS Architects）
近未來溫室的生活提案：「鼓勵好室」
第四屆 ADA 新銳建築獎的頒獎典禮上，龔書章教授代表決選評審團如此評論：「這個作品難得地藉由『策展』作為一個創新『構築宣言』的起點！ 建築師企圖藉由『農業』和『生活』的相互介入和融合、以及溫室技術中多層次的構造實驗，讓建築不僅有了一個新的形態，也讓生活空間有了更開放的形式。」
Q：「鼓勵好室」入圍了第四屆 ADA 新銳建築獎，你們對此有什麼想法？
劉：把農業議題和 lifestyle 結合是我們在荷蘭就有的想法，最初接到案子時知道它是一個農業博覽會，就很開心可以有機會去執行這個瘋狂的想法。農業博覽會期間「鼓勵好室」就已經受到很大關注、很多新聞報導，因為我們還是「建築人」，在這些關注之外還是會期待建築界的評價；入圍 ADA 對我們來說是得到建築上的肯定，就讓我很開心，表示在建築上有成績。
很多業主看到「鼓勵好室」這樣概念性的作品都會來找我們談，他們想做的事情可能都不是純建築上的，所以這個案子也是讓大家知道我們不只是做建築，還可以做整合、空間的執行等。
陳：當然入圍是開心，但對我來說這個案子比較重要的影響反而是在「材料」——它有別於我們過去在建築上會處理的材料，像是鋼構、混凝土、或是鐵皮，所以我看「鼓勵好室」其實有點像是件衣服，內外的關係跟過去的建築行為差很多。
「鼓勵好室」（Photo Credit：BIAS Architects）
另外，「鼓勵好室」的工法上違反了很多建築上的常識：我們受的建築教育就是告訴我們「建築應該要堅固、美觀、耐用，最少一定要堅固」，但我們一邊做「鼓勵好室」一邊發現：它的「臨時性」好像跟我們生活的「當代性」有些關係，也發現這些膜跟網其實是很有趣又還不太被關注的一個材料。因為大家都把溫室當成農用設施，就算想到請建築師去蓋可能也只是為了效率。當然，我們在做的時候，有幾個建築師朋友也開始關注這個材料和新的做法；我們比較幸運的是，剛好業主有同樣的想法，讓我們可以蓋了這個溫室。
後來我們又接了「桃園都市願景館」（鄭文燦競選總部）的案子。因為有了「鼓勵好室」的經驗，我們知道它需要花的時間、它的延展性與極限、如何做變化等等，所以後來在總部的案子才有辦法在很短時間內做出來。從接到案子到完成其實不到兩個月，真正工程時間只有 22 天；如果以傳統做法的話是完全不可能的。
「鼓勵好室」的經驗是後來在短時間內快速完成「桃園都市願景館」（鄭文燦競選總部）的基礎。（Photo Credit：BIAS Architects）
劉：其實「鼓勵好室」把很多空間性和材料性打開，我們用了很多農業材料，像是好幾種遮光網：防水、不防水的，還有不同的光罩：完全遮光的、半透光的……等等。
陳：另外就是，因為是在農業博覽會，「農業」概念是最重要的，還是希望連結到一般人心中所想像的空間。但在構造上我們有些突破，像屋頂是我們客製化的，一般溫室的頂其實沒辦法做這麼高，一些組合方式也跟一般溫室不同，因為一般溫室就是講求效率。但是，當我們開始考慮到「人如何使用」還有構造行為等，事情就必須有所變化，所以也是我們開始學習如何去處理這些的第一步。
Q：「鼓勵好室」可以視為你們對未來生活的提案嗎？
劉：這其實是十年前我們在思考「農業生活」的時候，因為荷蘭對於「環境控制」有很強的科技基礎，我們就在討論「鼓勵好室」這樣的概念。有實踐的機會之後，我們花很多時間研究、跟農業生產交手半年多，把我們在環境控制的探索收合在「鼓勵好室」。
陳：本來農業博覽會對這個案子的想像是，因為桃園有很多埤塘，他們想強調「水」的概念。但我們那時覺得，如果只是去再現過去的用水方式，這其實有很多人做過了；我們擅長的可能是發掘出人跟水的關係、人和農業之間有什麼新的可能性，所以我們把水轉換成噴霧、循環灌溉系統，不再是過去人力的灌溉方式。
水有各種不同的狀態，這跟植物和人生活的環境其實都息息相關。所以我們是把原本的題目「埤塘地景」稍微轉化，去討論人跟土地、跟居住空間的關係，居住空間是我們一開始就設定的方向。
「鼓勵好室」中，溫室環境與都市生活型態交融混合，構築成未來家屋的原型。（Photo Credit：BIAS Architects）
Q：其他業界對「鼓勵好室」有什麼反響？
陳：那時候很多日本的大型企業在關注這件事情，像 Panasonic 就有來看，他們在台灣也開始蓋溫室，這些大企業都在想怎麼透過溫室、科學控制的方式去生產農產品。而對我們當時合作的營建廠來說，「鼓勵好室」也是有趣的，因為跟之前他們蓋溫室的方法很不一樣。
從「白晝之夜」到文博會的策展路
2016 年，台北首次舉辦在歐洲行之有年的「白晝之夜」，當時那句口號「好呀！大家都不要睡」相信都還留在台北人的記憶中——原來，這也是出自衍序之手！衍序此後的策展案還包括「2018 大溪大禧」、「2018 電力大地—台灣電力文化資產保存特展」等，從宗教（大溪遶境文化）跨到電力工業，似乎樣樣難不倒他們。在豐富而精采的作品集背後，陳漢儒和劉真蓉兩人又是怎麼看待「策展」這件事？
「2018 大溪大禧」以大溪固有的遶境文化為基礎，拉出為期三週的前祭慶典，結合廟會、光影、音樂、市集、劇場，和大溪人同慶大禧。（Photo Credit：BIAS Architects）
「2018 電力大地—台灣電力文化資產保存特展」（Photo Credit：BIAS Architects）
Q：除了建築案之外，你們也做了等策展專案，建築和其他領域的實踐對你們來說是相輔相成、相互影響嗎？
陳：我們一開始還是做建築，是後來到 URS27M（位於陽明山上的「郊山友台」，是唯一位在山裡的都市再生基地）的時候才開始做策展。因為我本來背景是都市計畫，真蓉她是景觀設計，所以我們對都市的議題一直很有興趣，開始去接觸這些都市空間的策展案也是很自然的。我們把策展當作一種「都市策略」，可以短時間去改變城市空間使用的可能性；隨著時間發展，接的策展案開始變多、開始受矚目。
陽明山上的 URS27M 有各式各樣的活動在發生，例如 2018 年的「繞森山」展覽分別以聽覺、觸覺、味覺和身體感覺為線索，規劃有「聽森山」音樂體驗（左圖）和「繞森山」（右圖）等多樣活動。（Photo Credit：BIAS Architects）
像「鼓勵好室」，這案子可以從建築到展覽和活動規劃都由我們掌握，從我們的立場當然希望掌握越多越好，最後的成果才會最接近我們的想法。因為以建築師來說，能做的就是蓋好房子，後面就交給業主、和建築師無關了，最後空間被怎麼使用可能會和建築師的想法差非常多。對我來說，我們（建築師）一開始也許花很多時間去說服業主，去討論生活的想像、如何使用空間，最後卻無法讓這件事真正發生，我會覺得很可惜。
劉：一開始都是從「概念」出發，最後呈現的可能是建築、是策展、或是活動，但出發點是一樣的。現在業主也許一開始是找我們做空間，但發現我們會從議題開始思考，然後也有一些大型策展案的經驗，所以也會找我們做策展。可是不管是空間還是策展，都希望是從頭到尾由我們自己執行的，就像「鼓勵好室」。
陳：以 URS27M 來說，一開始我們想像它能做的事情、和它現在真正做的其實都不一樣，它的角色會改變。我們只能說每個案子都是從前面的案子去吸收經驗，每次都像是個實驗的種籽，丟下去之後發現它結出不同的果實，很多可能是做了之後由別人來告訴我們它的不同價值、發現它有更多的意義。
劉：現在這時代，很多事情都很難被清楚定義，如果都是用相同手法操作，那可能就只是一直在重複類似的事。我們每次都努力找出特別的策略，所以成果都是突破業界的。
2016 台北白晝之夜（Photo Credit：BIAS Architects）
陳：就像我們當初接「白晝之夜」，很多建築的朋友說你怎麼去做這種案子，可是真的是實際去做、慢慢深入之後，才會看到其中的可能性。
劉：我現階段的想法是，不管做什麼，都希望能帶出「台灣文化」的價值。即使案子可能只是地域性的，但我們執行的同時也去做台灣文化的整理，讓我們自己和台灣人都了解它的價值。更進一步，如果可以讓這件事國際化，就像「白晝之夜」是國際化的策展，概念從巴黎輸出到台北，透過活動產生國際連結。我就會想，台灣有沒有可能出現像這樣品牌性很強的概念，而且是從我們的文化中孕育出來的？
陳：我們也常想，每次都是去國外看展覽，有沒有可能哪天是國外到台灣來看展？當然建築、地景和都市的實踐也是一樣，從小的規模開始拉到更大規模，想知道自己的極限在哪裡。
劉：每件事都是在當下努力去創作與執行，然後一件事一件事去累積，去讓自己有更多改變的能力、創造更大議題的機會。
編輯/王若堯
